孝明天皇困于京都，他本人并未与洋人直接接触，他对洋人的了解来自于朝臣和攘夷派。京都是一座很保守的城市，它并非通商口岸，其在思想上远不及江户、大阪和长崎。江户才是岛国真正的中心，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上领先京都，西洋公使馆也都设在江户。一个人的思想是由其见闻和朋友圈决定的。孝明天皇生于皇宫、长于皇宫、“囚”于皇宫，他一辈子就没出过京都，他的亲信跟他一样保守，他们就是一群活着的木乃伊。

　　在孝明天皇即位时，天皇还是个小角色，说起来“神圣”，但实际没人把他当回事。自1192年源赖朝开创幕府政治以来，天皇都只是武家集团的一个政治工具，其俸禄不及一个中等大名。天皇的俸禄由将军发，天皇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他的朝臣。皇家的日子过得非常紧张，经常捉襟见肘，有时连吃穿都成问题。有这样一个传说，话说某藩主进京拜谒孝明天皇，他为天皇带去了腌鱼，天皇高兴坏了。孝明天皇十分珍惜那几条腌鱼，吃完了鱼肉还把鱼骨头留着，好第二天泡饭用，“天照大神”的后裔竟穷成这个样子！不仅如此，幕府还派京都所司代监视天皇。说穿了，天皇就是一名京都囚徒，一个受难者的化身，全天下被压迫者的总代表。

　　孝明天皇的成长背景决定了他的性格及命运，他没有井伊直弼那样的政治宏愿，也没有他儿子睦仁那样的英雄气概，他不是初生牛犊，他在初生牛犊时都怕虎，他只想安安生生的过日子。他心想，这样一个卑微的愿望怎么就那么难以实现呢？
　　孝明天皇的政治地位是在黑船来航后慢慢提升的，尊王攘夷运动也是在这之后发展起来的。没有人愿意过穷日子，没有人愿意当囚徒，孝明天皇当然想借助尊王攘夷运动改变皇家命运。不过，孝明天皇不是一个革命主义者，他并不想推翻幕藩体制，而只是想获得应有的尊荣，希望能与幕府平起平坐。在孝明天皇看来，武斗不是最好的办法，妥协才能长治久安。所以，当在幕府提出“公武合体”时，孝明天皇就想与幕府将军联姻。孝明天皇的理想是通过“公武合体”建立一个他做“董事长”将军做“总经理”的政治体制，笔者称之为“王相内阁制”，类似我国宋代的政治体制。

　　1861年，孝明天皇开始实施他的联姻政策，他将妹妹和宫赐婚给将军德川家茂，并定于次年赴江户举行婚礼。和宫开始十分反对这桩政治婚姻，她早在六岁时就与有栖川宫炽仁亲王订有娃娃亲，要嫁给将军就不能嫁给亲王，就得悔婚；再者，对任何一个女人来说，嫁给一个连面都没见过的人实在不能令人愉快；还有就是和宫讨厌江户，一来江户是压迫的象征，二来江户住着长得像妖怪的“西洋鬼畜”。但政治婚姻就是政治婚姻，没有高兴不高兴，只有需要不需要。这桩婚姻于1862年如期举行，当时和宫不满16岁，孝明天皇也才30岁。

　　和宫降嫁反映了孝明天皇在政治上的肤浅和幼稚。到这一年，孝明天皇已即位16年之久，他当了那么多年天皇居然没看透德川幕藩体制，更没看清他所处的时代。孝明天皇搞政治联姻无非想“公武合体”，但残酷的现实很快就击碎了他的美梦。
　　在和宫降嫁后不久，朝廷和幕府鼓捣出了一个“参与会议”。这是一个贵族议政会，参加者包括天皇、将军、公卿和雄藩藩主，有点像满清初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然而这个制度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便解体了，原因嘛也很简单，与会者离心离德、各怀鬼胎。日本当日所面临的问题需要一个全局性解决方案，公武合体显然不是这样一个方案。孝明天皇懦弱的性格和过时的思想已经成为政治变革的障碍，他不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变成了问题本身，其命运也就因之注定。

　　在黑船来航后，日本最活跃的政治力量是下级武士，他们以救国为己任，人人舍生忘死，个个豪气云天。他们千里投奔京都是来干大事的，不是来当裱糊匠的！这间屋子本来就破了，早已不能遮风挡雨，还裱糊它作甚！这样一间破房子，早就该把它推倒重建了！这些武士抛妻弃子图个啥？一代明主，一个希望，他们怎么能替一个目光短浅、意志脆弱的软蛋卖命呢？既然孝明天皇救不了日本，那就只能让他为日本让路了。

　　1867年1月30日，孝明天皇崩御于京都皇宫，享年35岁，死因“天花”。
　　不管是天意还是人为，软弱的孝明天皇都死了，15岁的睦仁在公卿武士的簇拥下即天皇位。睦仁这娃儿年纪稚嫩，毫无历史沉疴，就犹如一张白纸，公卿武士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睦仁与他老爹不同，他身上有一股狠劲，这是一种武士气质，他与公卿武士有相同的梦想，那就是把压在他们头上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德川幕府彻底推倒！
　　日期：2014-03-06 23:58:24

　　5.大变局与新日本
　　孝明天皇死了，与他所坚守的那个时代一起死了，他的儿子明治天皇将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李鸿章将他所属的时代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东瀛日本也处在同样的变局之中。德川幕府的崩溃始于鸟羽·伏见之役，此战之后，幕府就如9·11中的世贸中心轰然坍塌。幕府似乎在一夕之间众叛亲离，它自己也失去了统治决心，这情形有类于清帝逊位。
　　《左传》有云：“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句话描述了中国人的传统兴亡观，同样的话也见于《新唐书》，甚至到了1945年黄炎培仍这么讲。这种讲法很有些道理，但也很容易误导我们把历史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因为无论是禹汤还是桀纣都是道德符号。
　　然而，我们不能用这种兴亡观来解释德川幕府的灭亡，因为德川氏失天下不是因为道德堕落，而是因为跟不上时代。

　　当我们描述清政府时，经常使用“腐败无能”这个词。其实，这是两个词——“腐败”和“无能”。笔者以为，无能比腐败更可怕。当一个政权无能时，即便它不腐败，它也是要亡的；而一个政权即便腐败，只要它还有能，它照样能存续。有能、无能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技术问题、智力问题。一个人若理解了时代，跟上了时代，甚至赶超了时代，他就能活得很滋润，甚至呼风唤雨，哪怕他是个混蛋。一个人如此，一个政权亦如此。

　　德川幕府之所以速亡，是因为它实在没有能力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有历史遗留问题，但更多的是开国带来的新问题。幕府在天保改革时基本是反潮流的，它的“文治”主张沦为了空谈；不过，在黑船来航后，幕府很快就开国了，它很想站在历史潮流一边。塞缪尔·亨廷顿曾经说：“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往往会变成最真诚的改革者，对于改革的真诚，源自他们对保住权力的真诚。”幕府想开国，幕府想维新，幕府想自强，但它还是被抛弃了，既被时代抛弃了，也被人民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