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2-09 17:03:16
　　“形象控制法”的训练终归失败了。他总是不能控制住形象而反被形象所控制。由此他对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有了初步了解：什么都可以作为手段，什么都可以作为目的。王宇恒后来逐渐明白，注意力和想象力是相反的，联想丰富的人注意力往往很差，因为思维太容易随机发散，自由驰骋。注意力更适用于学习，想象力则更适用于创造。他想日本人善于学习却不善创造，虽技术领先，但缺少牛顿、爱因斯坦之类开先河的顶级人物，可能就是因为国民长期习练“形象控制法”所致。其实日本人在机巧方面也挺有想象力，但重大理论的突破仅靠机巧和想象是不够的，还要有哲学思维，日本最缺的是大思想家，术高而道低。

　　日期：2014-02-09 17:04:47
　　当时普遍认为**是有害和羞耻的，令周围同道总是为自己的行为悔愧不已。而王宇恒则用逻辑推理证明出适度**无损于健康，坦然地享受着生活。若**有害和可耻，那么成年人**岂不更是有害和可耻么？你总是羞悔懊丧当然有害健康。
　　但王宇恒始终不能理解，人类的性羞耻感从何而来？为什么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人大多认为性是丑陋的？为什么那么多骂人的脏话都与性有关？做为人类繁衍的必需手段，它应和吃饭、穿衣一样正常、重要甚至更为神圣，同为生育后代所必需的母爱、父爱就被认为是美好和崇高的。王宇恒儿时没有经过任何这方面的灌输，但自然而然地认为性是下流的。造物主也真会恶作剧，把**官这么诱人的东西竟和排泄口放在了一起，这才使男人有机会并有兴趣去厕所偷窥。但性羞耻感却并不是源于性跟排泄的关系，因为排泄本身也并非那样难以启齿，人们可以很坦然地对别人说：“我去趟卫生间”、“我去方便一下”，却不能说“我去**”。

　　日期：2014-02-09 17:09:54

　　关于性羞耻感的来源，好像只有基督教里稍有解释。在中国，“万恶淫为首”这句话已被当做至理公认了很长时间，王宇恒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尽管他感性上也认可这句话，但也要无情地自我批判。而怀疑公理，对司空见惯的东西提出质疑，抛却固有观念和既成标准从纯客观的角度看问题，是一种哲学的思维方式，有时会带来思想突破。比如牛顿疑问苹果为什么往下而不往上掉，在常人看来这是精神病人才提的问题，却由此发现了万有引力。问“你是谁”很寻常，但若问“我是谁”，就很有哲学意味了。王宇恒想自我美化、自我提升，把过强的性冲动升华到理性高度，就要借助他的另一个兴趣——哲学。

　　日期：2014-02-09 17:16:43
　　王宇恒最初对哲学的兴趣并不是起源于**，而是起源于生存欲。他对生命的有限总是充满忧虑，同时对时间的无限充满了好奇和敬畏。他清楚地记得自己五岁时曾问妈妈：人能活多长时间？妈妈只是随口答道：一百年。王宇恒听后心情很不好，自己已经五岁了，这五年是怎么过的，他几乎没有印象。一辈子稀里糊涂就少了五年，对于心里已有完美主义萌芽的他来说，人生已经是缺憾的了。而人的最终归宿使他觉得人生不但是缺憾的，更是绝望的、毫无意义的。这使他逐渐变得非常怀旧，对时间的流逝极为敏感，并向往恒久的、能流芳千古的东西，对昙花一现的潮流毫无兴趣，更从不赶时髦，因此他常被认为是一个老成持重的好孩子，而没人意识到**这个更恒久的东西在驱使着他的行为。

　　日期：2014-02-09 17:20:48
　　今天王宇恒听到当年在小学时传唱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时，还会条件反射地涌起当年那股昂扬向上的感觉，人们唱着“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二十年后刚好步入新世纪，那个实现了四个现代化的、人类已进入理想社会的二十一世纪，美好得让人感到遥不可及。王宇恒常翘首展望，那时自己该已届中年，人生大局已定，在“形象控制法”中为自己设定的蓝图应该都已实现，不知这漫长的二十年里会发生多少波澜壮阔、决定命运的大事！没想到这二十年来的慢，去的快；跋涉时毫无诗意，回首时却如此伤感。这二十年，时代及个人生活的巨变，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很多都超出了当年的想象，但是人的烦恼与痛苦总量却并未因此有丝毫减少。幸福与否不取决于纵向对比，而取决于横向对比，确实要用忆苦思甜来应对人的这一通病。

　　在大学二年级时，王宇恒偶然读到一篇几乎改变他人生走向的文章，是周国平写的《尼采与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其片段摘录如下：
　　日期：2014-02-09 17:26:01
　　我们也许很难理解基督教信仰解体在西方人精神中引起的灾难性震荡。西方精神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形而上的冲动，即企图超越生命的暂时性而达于不朽，超越生命 的动物性而达于神性。受这一冲动驱策，始自柏拉图的西方古典哲学致力于寻求某种能够赋予人的生命以不朽神性的本体，终于在基督教的“上帝”观念中找到其归 宿。因此，长期以来，“上帝”观念成了西方人的精神支柱，有了它，终有一死的个体生命从灵魂不死中获得了安慰，动物性的人从上帝的神性中发现了自身完善的 根据。基督教诚然贬低了人的尘世价值，却在幻想中赋予了人生以某种永恒价值。上帝的灵光使人显得渺小，但同时也给人生罩上了一圈神圣的光环。基督教世界观 实质上是人类中心论，它借上帝的名义把人置于万物之上，为人安排了一种目的论的世界秩序。由此我们可以设想，一旦失去上帝，便会产生两方面的后果。其一， 人的生命失去了不朽性。没有了灵魂不死，人的死就成了无可挽救的死。其二，人的生命也失去了神圣性。上帝创造的那个目的论宇宙崩溃了，人不再是中心，而只 是宇宙永恒生成变化过程中的偶然产物。总之，人的肉体和灵魂似乎都丧失了根本价值。

　　正是有感于此，尼采喊出了骇世惊俗的一声：“上帝死了！”并且宣告：“一个时代正在来临，我们要为我们当了两千年之久的基督徒付出代价了：我们正在失去 那使我们得以生存的重心，——一个时期内我们不知何去何从。”据尼采估计，这个没有信仰的虚无主义时代将笼罩西方社会二百年之久。
　　当然，在许多人身上，虚无主义并非一种自觉的意识，而只是表现为种种征兆。例如，现代人生活得极匆忙，如尼采所形容的，总是行色匆匆地穿过闹市，手里拿 着表思考，吃饭时眼睛盯着商业新闻，不复有闲暇沉思，愈来愈没有真正的内心生活。现代人的娱乐也无非是寻求刺激和麻醉，沉湎于快速的节奏、喧嚣的声响和色 彩的魔术，那种温馨宁静的古典趣味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现代人无论在财富的积聚上还是在学术的攻求上都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贪婪，现代文化不过是搜集无数 以往文化碎片缝制而成的“一件披在冻馁裸体上的褴褛彩衣”。凡此种种，都表明了丧失信仰引起的内在焦虑和空虚，于是急于用外在的匆忙和喧嚣来麻痹内心的不 安，用财产和知识的富裕来填补精神的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