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会说突厥语是明白无误的，史书记载，唐高祖李渊时突厥颉利可汗率军攻入渭水“便桥”地方，秦王李世民率兵迎战。在河边，李世民屏退左右，单独一人“与颉利可汗隔津而语，责以负约”。“太宗独与颉利临水交言，麾诸军却而阵焉”（《旧唐书》）。

　　李世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当然还要诱之以利，于是突厥可汗引退，相约几天后便桥再会。此后他们如约而至，“刑白马，与颉利同盟于便桥之上”。
　　李世民说突厥语明矣！否则他们怎么可能“临水交言”呢？他们原来是完全的同类！他们说同样的语言，有同样的行为方式，且有血缘亲戚关系。
　　史载突厥“薛举可汗”（即“休屠”）及部下常与李世民举行围猎，“太宗与之游猎驰射，无所间然”，于是突厥部众“咸愿效死”。如果李世民平时说汉语就不可能出现“无所间然”的情况。
　　李世民喜欢狩猎，也频频狩猎，“狩与尧山”，“狩与岐山”，“狩与骊山”的记载不绝于史，显属于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
　　李世民策划宫廷政变，杀了他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夺得皇位，史称“玄武门事变”，参与事变的五个主谋人物的姓名，也明白地显示出民族背景：

　　其一曰“长孙无忌”，即“诸申?无者”，此人祖先是后魏献帝之兄，与李世民祖先一样世袭“柱国”称号，原姓拓拔，后改姓长孙。长孙无忌是唐太宗长孙皇后之兄。
　　其二曰“房玄龄”，即“兀颜?龄”，此人祖先是后魏镇远将军，与长孙皇后是同宗关系。
　　其三曰“尉迟敬德”，即“兀者?契丹”，原为突厥一骁将，善骑射，后来归降了李世民，成心腹骁将。
　　其四曰“屈突通”，即“啜?鞑靼”（啜，蒙古语箭的读音，一种贵族称号），原为突厥大将，以后归降李世民，以勇武著称。
　　其五曰“秦叔宝”，即“秦?鲜卑”，此人悍勇异常，自称“不习文法”，可能一个汉字也不识，一句汉语也不懂。
　　这些人显然都说突厥语，有此背景怎么可能说汉语呢？李世民不说突厥语又如何谋划政变？难道用手势交流或者请人居中翻译？
　　日期：2014-01-17 09:23:07
　　孔子要是夷族，史记上早就说了，还等着你去考证。别看到迂顶就是蛮夷，迂顶是指头顶形状，又不是指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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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怎么敢说呢？他不要赶科举了，不要功名了？
　　历史上看轩辕像个匈奴的人肯定也有过的，但谁敢明说呢？
　　日期：2014-01-17 10:26:02
　　为唐太宗征东又征西的大将，他们的姓名也清楚地显示出民族背景：
　　薛仁贵，即“息慎?贵”。“贵”是蒙古语“高娃”（玉）的汉字拟音。
　　程知节，即“程?女直”（此人又名程咬金）。
　　阿史那?社尔，他是突厥处罗（敕勒）可汗之子。“社尔”可能是“设”的异写，一种贵族称号。

　　阿史那?弥射，他是突厥室点密可汗五代孙。
　　契苾何力，即“鲜卑?斛律”，原是突厥铁勒部一酋长。“斛律”是一种军功贵族称号。
　　思摩，即“石抹”，他与突厥颉利可汗是宗亲，后归降李世民，征东时“为流矢所中，太宗亲为吮血”。
　　上述这些突厥背景的大将死后都享有陪葬昭陵（太宗之陵）的殊荣，反映的正是民族认同和语言背景。

　　立于蒙古高原深处的《阙特勤碑》中有这样的话：“突厥的伯克们听命了汉人可汗，为之征战了50年，向东征战到日出之地，直到靺鞨可汗之国，向西征战到铁门，降服了那里的所有国家。”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唐太宗依靠的是草原民族的军事力量。在当时突厥人看来，唐朝皇帝不过是入主中原汉地的突厥可汗。
　　日期：2014-01-17 12:46:05
　　当李世民还是“秦王”时，他就与许多突厥贵族结为兄弟了，如突厥突利可汗（始毕可汗之子，颉利可汗之侄），西突厥大渡（鞑靼）可汗，都是李世民的“安答”（蒙古语兄弟的读音），当这些可汗死讯传来之时，太宗都为之摆朝举哀。如果李世民是说汉语之人就不会有此种结拜，乃是由游牧文化的特质决定了的。
　　史书记载唐王室屡现“乱伦”之象，如李世民杀其弟元吉，纳其妃子杨氏，生子为曹王。唐太宗曾想立其为皇后。太宗死后，唐高宗便把太宗的美妾武则天拥为己有了，而唐玄宗纳其子寿王瑁的妃子杨氏，是为杨贵妃。
　　所谓“乱伦”其实是后人的说法，在唐高宗看来并无此种嫌疑。“妻其后母”是游牧民族的古老习俗，对于突厥出生的唐王室来说完全不存在道德障碍，乃是一种很自然的事。
　　武则天的故事与蒙元时代中亚伊利汗国的开创者旭烈兀可汗第一皇后“脱忽思”故事类似，脱忽思原本就是旭烈兀父亲托雷的一个妃子，父死后被继承过来。武则天的故事也与清初皇太后下嫁多尔衮故事类似。这些在当事人看来并无不妥，因为是他们的古老风俗。游牧民族中自古没有守寡的传统，故唐代公主再嫁也多。只是到了后来，当他们日益汉化之后，他们才会竭力去回避和掩饰祖先的这种习俗。

　　日期：2014-01-17 15:20:42
　　李世民有废太子名叫“承乾”，史载他“学胡人椎髻”（可能指剃发），说胡语，吃胡食，爱慕突厥狼头纛，甚至不愿南下过宫廷生活，他更喜欢去北方草原游牧，结果被废黜了。《新唐书?常山王传》曰：太子“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披以羊裘，辨发”，“造五狼头纛(dao)，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啖，承乾身作可汗死，使众号哭剺面奔马环临之。”太子有如此行为和爱好，就是李世民家族民族背景的写照。

　　同样的情形，在北魏时代也出现过，魏孝文帝太子名叫“元恂”，他留恋草原生活，竟不愿迁都南下，在被迫南下后又擅自北返。孝文帝大怒，把他废为庶人。两个太子同样的行为，同样的后果，清楚地反映出他们有同样的游牧民族背景。
　　我们看到唐初的“刺史”（地方军政首领）为清一色的突厥人，并且都是世袭。那是游牧民族固有的氏族军事组织的化身，与辽金时代的“探马赤军”，蒙元时代的“达鲁花赤”近类似，如此这种军事制度并不是农耕定居民族所固有的。
　　唐太宗有“天可汗”称号，即匈奴“棠犂孤涂单于”，这也反证了唐王朝的突厥血统。不是突厥血统就不可能有此称号。汉武帝威震匈奴但无有此尊号，乃是由游牧文化的血缘属性决定了的。唐太宗的身份首先是突厥的“天可汗”，其次才是中原农耕汉民族的皇帝，两者主次分明，就像忽必烈首先是蒙古人的大汗，其次才是汉人的皇帝一样。
　　日期：2014-01-17 16:46:39
　　唐太宗昭陵有14个蕃王石像，唐高宗乾陵有61个，这种立蕃王石像的葬制不是汉民族传统。而是突厥人墓前立杀人石的延续。突厥立杀人石代表他生前杀死的人，《阙特勤碑》有这样的话：“我为我父可汗立了杀人石，以无者可汗石列其首。”唐帝陵立蕃王石像反映了他们这种对游牧文化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