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见，经历了数千年文字词汇的渗透，百越先民语言中的固有词汇已经被外来词汇广泛地替换过了。对此古人其实也不是毫无觉察，隋代颜之推《音辞篇》曰：“北杂夷虏，南浸吴越”，就是对这种替换现象的生动表述。汉语即我们“音辞”，已经受到阿尔泰语的严重渗透，这种渗透的历史已经非常久远。当然百越语中的固有词汇不会全都消失，今天南方偏远地区的方言中就保存了很多这种古老词汇，它们是我们研究古代百越语的样本。

　　日期：2014-01-02 12:58:49

　　笔者以为汉字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正是因为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不是拼音文字，那些“雅言”词汇不是汉民族先民语言中固有的，是一种外来成分，这种象形表意文字才有了读音上的可塑性，字义上的演变性，正是这种可塑和变异造就出如此大范围分布着的现代汉语。
　　为什么在中国范围内北方汉语有不亚于美洲英语的统一性？而南方汉语方言有不亚于欧洲语言的多样性？乃是因为“汉语”是一种传播性语言。南方方言的单音节特征表明，这种非原生的“汉语”是以这种单音节语言为基石产生出来的。
　　如果古代中国也流行拼音文字，那么早在史前时代就存在了的众多百越方言，不会以汉字为标杆慢慢趋向一致，拼音文字的不可塑性将使它难以化身进入汉民族的语言中，由于汉字是象形表意文字，读音可塑，才使得使用这种文字的地方最终演化出一种共同语言，如此大范围的原始土著方言不可抗拒地被文字语言所改造。
　　如果古人使用的是拼音文字，如此大体量的汉民族就不可能形成，共同的语言才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的基础。换言之，汉字的这种特殊性，已经影响到了中华民族的规模。为什么东方历史上总是大一统状况，而欧洲总是小国林立，那里出现大型国家的机率很小呢？可能与东西方文字的性状有关。西方人一直使用拼音文字，使用拼音文字会使一种语言长久地保持其本来的面貌，而不同语言正是不同民族得以存在的基础。就是说西方民族众多，国家林立，可能与流行拼音文字有一定关系。

　　由于汉字主要是象形和表意，汉字的读音就有了很大的改造余地。汉字读音的可塑性首先表现在众多方言读音中，同一个汉字，广西，云南，福建，安徽，四川等地都有自己的读法，当地人都能听懂，且习以为常，只是读音有一种渐渐向北方官话靠拢的趋势。

　　汉字读音的可塑性还表现在中国以外的汉字使用圈中，日本、朝鲜、越南都按照各自的语言去“训读”汉字，绝无雷同，他们相安无事地使用了数千年。
　　中国历史上的辽，西夏，金都使用过汉字，但都有自己的不同读法。汉字既然能被游牧民族的多音节语言再次“训读”，说明汉字能适应多音节语言的内在需要。当我们发现它原本表达多音节语言的时候，也就不再惊讶“训读”的产生了，我们确可以把它理解为汉字进化史中的“返祖”现象。
　　汉字读音这种可塑性反过来说明，汉字历史上可能有过，其实必定有过读音的单音节化过程。
　　从基因层面研究描述汉民族起源其可靠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仍然无法替代语言文化上的溯源研究，汉语与汉字的起源才是华夏文明起源最重要一环，汉字里面同样蕴含着的华夏文明起源的基因密码。
　　笔者相信，全新的思维方式，全新的研究手段，能开拓出一个古老“汉学”全新的研究领域，打开观察人类文明起源的新视窗！

　　日期：2014-01-04 10:17:14
　　49　古音拟构的人类学思考（节选）
　　从宏观上描述的话，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或者说人类已经历过了两个时期，一曰“分”，二曰“合”：
　　人类在“分”中产生，在分化中繁衍扩散开来。原始人类走出非洲扩散至世界各地，在扩散中他们改变成了不同的肤色，产生出不同的语言，选择了不同的生存方式。在分化过程中逐渐出现各种民族的源头，人类在分化中崛起于这个蓝色星球上，行为方式也与野兽世界渐行渐远。
　　人类文明则是在“合”的过程中起源的。人类分化到一定时候，不同的族类最终会在这个不能无限扩大的大陆某处相遇，因为这个星球没有给人类提供无限大的生存空间，人类必然要在扩散后走向汇合。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古文明全都是在不同民族的融合中萌发产生。不同族类的征服和融合，不同种类文化的碰撞和吸收，乃是人类文明起源的不二途径。世界上没有一个古文明是从单一民族，单一文化中产生出来的。

　　但东方文明确不像儒家所描述的那样在脉脉温情中产生，而是在血泪中潜行。当亚洲东部两支有着不同生存方式，操两种完全不同语言，一开始无法用语言交流的人类分支相遇的时候，他们把对方看成野兽，并不会意识到对方与自己是一样的人，当然不会施以人道。其时人类还不具备现代人才具有的那种人性。
　　笔者曾在某小区绿化带边偶然见到了这样的场景：两只狗忽然相遇了。一只体形较大，棕色，无毛，搭拉着大耳朵，就是那种脸上有许多大皱褶的洋犬。另一只则是乡间道路上常见的土狗，黑嘴黄毛，体形相对较小。看来都是雄狗。个头较小的土狗可能是只流浪犬，偶然流浪到这个小区里来。两只陌生狗忽然相遇，一阵激动对视之后，大狗猛地扑过去，两狗刹那间撕咬在一起。体形较小的狗很快被扑翻，四脚朝天，大狗狠命咬住黄狗的一条后腿，黄狗惨叫着回头反咬洋狗的脖子，狗脖子也渗出血来，但凶猛的大狗始终占着上风。棕色大狗仿佛对那只土狗有深仇大恨似的，死命咬住狗腿不放。黄狗的凄厉哀叫引来了居民的围观，有人拿来扫帚赶打大狗。通常当人们拿着棍棒来打狗的时候，它们都会立即逃走。但这只洋犬任你在头上背上乱打就是不松口，每次松口也是为了更深地咬嚼进去，看得围观的人唏嘘不已。时间过去很久了，黄狗哀叫声越来越微弱，血流了一地，最后不动了，土狗竟被咬死了！

　　当笔者思考远古两支人类如何相遇的时候，黄狗一幕便浮现出来。原始人类相遇将会有同样的情景。因为其时人类刚从动物界分离出来，还带着许多兽性，他们的相遇当不会出现诗情画意的场面，只会出现《尚书》中“流血漂橹”（原指牧野之战）的情形。
　　远古人类看到另一种人类的时候，不会把对方当人看，只会认作“最可恶的野兽”，因为对方与自己长得如此相同，行为方式也相似，自然就是最危险的生存竞争者了。人类间的博杀才会比人与野兽间的博杀更惨烈。
　　考古显示人类很可能曾在长时间里互相猎取，用作食物来源。当我们看到自然界中大猩猩以其他灵长类动物为主要肉食来源的时候，会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科学家对欧洲尼安德特人，周口店的北京猿人的研究都表明，远古人类都是食人族，长期互相猎食，互相吞噬。1927年中国学者贾兰坡首次发掘出北京猿人头盖骨，到1936年，在周口店挖掘出14个完整程度不一的古人类头盖骨。吸引了德国人类学家魏敦瑞前来研究，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研究所里，他对这些头盖骨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潜心研究，1939年写成《中国猿人之头骨》一书。他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