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泰语言中“箭”有数个读法，含义则完全一致，数个读法都在华夏文化中留下了痕记：
　　蒙古语箭又读作“石抹”，中国古代有官职叫“司马”。《周礼》曰：“夏官司马，佐王平邦国”，意思是说司马是掌征伐典兵之官。今天蒙古国县级行政区仍以“苏木”相称，也是箭文化的遗迹。
　　满州女直语大箭大弓读作“牛录”niru。传统的女直游猎社会都以“牛录”为单位组织起来。满洲人习俗是在“旗”之下设牛录，一牛录约有男子300人。“牛录额尊”（牛录之尊）即是将军。努尔哈赤后金汗国中有八旗，即八族，亦曰八国。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曰：
　　“(女直)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华言大箭也）厄真（华言主也）”。

　　这种以箭为标识的社会组织并不是努尔哈赤的发明，乃是阿尔泰游牧民族固有的习俗。女直宗室亲王或部落首领又叫“贝勒”beri，本义也是大弓，仍然与箭有关，属于箭文化。
　　满洲崛起之前他们没有文字传统，他们的祖先有怎样一种社会组织并没有被史籍记载过，但游牧文化的传承并不依赖文字，它的载体是一种古老的生存方式，就像生物的野生基因一样它能自行复制，因为它是无比久远的自然历史的产物，已经刻录进机体的细胞之中，于是便有了无比稳定的传承延续能力，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像春风中的野草，一夜之间便出现在中国历史的原野上了！
　　你可以拭目以待，笔者将通过抽丝剥茧的工作，使华夏文化的深层内核从层层包裹，严严掩藏中继续显露出来——里面确是一颗游牧文化之蛹！
　　日期：2013-12-26 08:22:24
　　15　国字的演变
　　国家出现是文明起源的一个标志，国字的演变蕴藏着华夏文明的重大秘密，从甲骨文和金文可知，“国”字原来外面并没有一圈，如图：
　　甲骨文“国”字
　　“国”（國）最早的写法是“或”，一个会意字，由表示人的“口”和表示武力的“戈”组成，意思是武力保护控制下的一些人口。
　　从造字方式可知，创造这个国字的人不是定居之人，他们的观念中国家没有地域限制，或者说地域范围并不是国家的主要特征。创造国字的人应属迁徒不定的族类。
　　游牧民族并不在一个地方长久驻留，地域对他们来说不很重要，构成游牧之国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地域不是这个概念的重心所在。《汉书》把游牧民族的国家称为“行国”，他们是马背民族，他们的“国”是会行走的。
　　只是到后来，当他们渐趋定居之后，国的概念才会出现重大变化，地域范围愈来愈重要，于是国外面出现了一个圈，象征城墙或国界，由此国家概念的重心已从人口转移到地域上。国字的变化折射着华夏文化起源的真实情形，华夏文明是在游牧向定居的转化过程中出现。

　　直到清代，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国界的观念仍然是非常淡薄的，北蒙古喀尔喀四部（四盟）的边界始终是模糊不清的。他们常年逐水草而居，清晰的边界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对于蒙古人来说，直到近代内蒙古王公开始争相出卖旗地，给汉人垦殖以敛财，才有了划定旗界的需要，为此出现大量的诉讼，要清廷来为他们做主，结果搞得清政府应接不暇。
　　阅读先秦历史，人们常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那时怎么会有许多国呢？黄帝“监于万国”，帝尧“和合万国”。武王伐纣时聚集到武王战旗下的诸侯国多达二千个，后来被武王赐予封号的诸侯国就上千个，《周礼》记载周初，“九州”之内，以周天子为盟主的诸侯国多达1773个。难道当时中原地区已经有这么多城市？其实不然，“国”原本不是指城市，“国”就是指游牧民族的氏族部落，如此广阔的黄土高原上的游牧部族当然会很多。

　　《魏书?序记》记载了鲜卑拓跋称霸蒙古高原的历史，他们的祖先曾“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即拥有三十六个氏族部落国家，细分则有九十九个不同姓氏。而不是拥有36个有城墙的城市国家，这些“国”都是迁徙不定的。
　　黄土高原原本是一个游牧社会，也只有阿尔泰游牧民族有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不了解“国”的原来含义就不可能真正读懂中国的早期历史。
　　那么在游牧文化里国与国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我们可以考察努尔哈赤后金崛起时的社会状态来认识这个问题：
　　努尔哈赤时期的满洲女直基层社会叫“噶栅”gasa（女直语寨子），许多噶栅存在血缘关系，他们通过这种关系结为“穆昆”mukun（女直语宗族），数个有亲缘关系的穆昆联合成“国伦”gurun（女直语国）。这三个层次都有世袭而来的首领，即“噶栅达”、“穆昆达”、“国伦达”（ 达-da是满洲语是“长”的意思）。努尔哈赤崛起之前女直社会里面有众多的“国伦”，努尔哈赤崛起后这些“国伦”开始围绕努尔哈赤所属的“国伦”结成军事联盟。

　　努尔哈赤建立“金国”aisin gurun，他之所以自称“养育列国英明汗”，是因为在他之下有众多的“列国”。后金汗国其实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国”（gurun），众多的国以他的国为核心而存在，他的“爱新觉罗国”则是国中之国。
　　如此这般，不正是我们看到的先秦时代的社会状态吗？这种社会形态只会在游牧文化中产生出来，农耕定居民族中从未存在过如此这种社会形态！
　　在游牧民族观念里，军事盟主是要经过“库里台”大会公推的，成为盟主的人要对天发誓，郑重地表示今后公正地对待推举他的所有部族首领，公正地分配战利品。这种誓言必然会被郑重地记载下来，这也就是《尚书》中有许多“誓曰”的原因。
　　铁木真在斡难河畔被推举为可汗时曾如此这般对天发誓，皇太极继可汗位时也曾对天发誓，清初卫拉特人向清王朝挑战，康熙亲征，结果卫拉特战败，清朝皇帝成为北方草原民族的新盟主，在库伦召开的库里台大会上，康熙帝也如此这般对天发誓，游牧文化具有顽强的传承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确有理由推测，国字的原始读音就是满洲女直语“国伦”gurun，今天的读音是后来单音节化的结果，快读即成。
　　日期：2013-12-26 09:56:50
　　30　中国的来历
　　“中国”原本是一种等级观念，而不是一个地理概念，“中国”同样来自游牧文化。
　　游牧民族传统的游牧方式叫做“古列延”，那是一种层层扩展的同心圆。古列延由许多可拆卸的蒙古包，有高大轮子的勒勒车，以及各种畜群组成。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所谓古列延就是一种会移动的帐落群。
　　古列延的移动和驻扎完全由氏族首领决定，每个古列延都有一个中心帐篷，氏族首领把他的蒙古包扎在什么地方，那里就是古列延的中心，其他氏族成员的蒙古包便以此为中心分布开来，他们依次屯驻在这个中心的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