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山东半岛可能还没有完全与大陆相连，那里的“岛夷”穿的是“卉服”，即草编（也可能指麻）的衣服，他们用细线穿起贝壳装饰在身上。这些岛夷也属于鸟夷，即女直系游牧民族。由于山东半岛气候暖和些，他们的服装与东北森林地带的鸟夷不同，不穿皮服而穿“卉服”了。

　　《夏本纪》中没有一句提到北方草原上的匈奴，与帝尧时代相比，大禹政权的重心可能南移了很多，对北方游牧区域的控制力可能有所萎缩，政权农耕化程度相比五帝时期可能有所提高了。
　　史书记载，夏王朝共传17代，延续了471年，最后一个帝王名“桀”，被商汤放逐。《夏本纪》曰：“商汤伐桀”，“桀走呜条”。《括地谱》注曰：“夏桀无道，汤放之呜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
　　“呜条”古籍中又写作“密竹”，是族名，就是《蒙古秘史》中“篾尔乞”，成吉思汗的仇敌。不过古人早已把呜条当做地名了。中原地区许多地名确是从族名来的。“呜条”就在今天的甘肃民勤县一带。“民勤”可能是“篾尔乞”的异写。
　　夏桀显然与“篾尔乞”关系非一般，可能就是帝桀的本族，否则他不会败逃到那里去。夏桀的儿子名叫“獯粥”xunyu，那是“猃狁”的异写，就是匈奴。
　　“妻桀之众妾”并不是夏桀儿子的堕落行为，更不是什么“兽行”，乃是游牧民族的传统习俗，是民族特征，反映出夏人确是匈奴背景。
　　关于妻其后母习俗，《后汉书?西羌传》曰：“西羌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大禹既然来自西羌，他的子孙有西羌习俗是很自然的。游牧民族这种习俗的形成与妇女被视为财产有关。在游牧社会里，即使贵为皇族，也难免被当做财物继承，如隋文成公主嫁入突厥，先后做了突厥启民可汗，始毕可汗，处罗可汗，颉利可汗四代可汗之妻。唐咸安公主和亲回鹘，先后做了回鹘天亲可汗，忠贞可汗，奉诚可汗，怀信可汗四代可汗之妻。夏桀儿子的行为正是夏人是阿尔泰游牧民族背景的佐证。

　　数千年后，建立在河套地区的西夏王朝自称是夏禹的后裔，并以“夏”为国名，这又是一个佐证。鉴于游牧文化的顽强传承能力，我们确可以从西夏党项人的行为方式中想象数千年前夏禹的情形。

　　关于大禹的民族背景，《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四嶽”也向我们传递着明确无误的历史信息：
　　司马迁记载，黄帝有四辅佐大臣，曰：“（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但没有明确指出这就是“四嶽”。尧舜时代明确有了这个官职。
　　《尚书?尧典》：“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之礼？皆曰伯夷可。”
　　是帝舜的四嶽向舜推举了“伯夷”（伯颜）这个人，伯夷为舜制定了礼法。
　　大禹也是由帝舜的四嶽荐举给帝舜而后被重用的，可见这个“四嶽”是非常显赫的官职。
　　那么“嶽”是什么呢？就是狗。“嶽”，会意字，本义就是“能说话的狗”。

　　从《蒙古秘史》可知，成吉思汗也有“四狗”：分别是忽必来（此人与元始祖同名）、者勒篾、速不台、者别（此人原名“主儿扯”），这是成吉思汗四员忠诚猛将，赫赫大名令敌人闻风丧胆。原来成吉思汗的四狗可以追溯到黄帝，尧舜，大禹时代！
　　狗是一种非常忠诚的动物，世界上好象都是褒义的，但在汉民族中确是贬义的，怎么会这样？可能与历史在民族心理上的积淀有关，奴隶主使唤的狗不被奴隶们喜欢也属自然！
　　向帝舜荐举了大禹的“狗”名叫“皋陶”，大禹能终成帝业，这个皋陶功不可没。《夏本纪》曰：
　　“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有谁不服大禹的指挥，就会被“四嶽”之一的皋陶投到大狱中。《尚书?皋陶谟》即此人的训令集成。
　　那么皋陶说什么语言？当笔者告诉你“皋陶”只是“窝阔台”异写的时候，你可能已经豁然开朗了。这其实是一个阿尔泰游牧民族的传统姓名，唐代开创回鹘汗国的毗伽可汗名叫“骨咄禄”，还有金太祖名“完颜?阿骨打”，都是同名异写。
　　帝舜规定“五岁一巡狩”，所有诸侯王每五年要到规定的地方朝舜，夏禹延续了这种“礼制”，这是一种向诸侯国宣示至高无上权威的仪式，其时还要统计各部族人口。
　　《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每三年“大会龙城”，并统计人口，《后汉书?鲜卑传》记载，鲜卑“以季春大会于饶乐水（挹娄河）上”。《魏书?高车传》记载，五部高车有每三年“合众祭天”的习俗。《隋书?党项传》言：“（党项羌）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对此成吉思汗蒙古人称之为“库里台”大会。由此可知，夏禹的“巡狩”从游牧生存方式中来，这种“库里台”大会上万年前可能就已经存在了，并一直延续到清代的“木兰围场”。

　　日期：2013-12-22 13:08:59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历史上夏禹“治水”被无限夸大了，已经到了非常荒谬的地步。相对于自然力而言，人类的力量是渺小的，夏禹时代人们手里拿着木锄、木棒、木铲，如何去治水呢？且不是一般的水，那是可以填海造陆的黄河啊！
　　如果说夏禹果真有过“治水”之举，那么必定是一种政治姿态和献祭仪式，譬如向河中抛下几块玉璧之类。
　　游牧文化的内在特质注定了“大禹治水”不可能真实发生过，游牧文化特征是崇拜自然，讲究天人合一，主张顺服自然。对于滔滔河水，游牧民族除了敬畏就是崇拜，绝对不会产生“治”即征服的妄想。征服自然的观念从来没有在华夏文化中存在过，东方土壤中不存在此种元素。

　　《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阻止部下为他建造宫殿和园林，说那样会“刺破大地的皮肤”，他说：祖先留下来的蒙古包才是天底下最好的宫殿。原野草地不可破坏，长生天所赐的森林草原就是他最喜爱的园林。成吉思汗蒙古人从不下河洗澡，甚至颁布法律严禁被征服地区的定居民族下河洗澡，认为洗澡是对水中神灵的大不敬，会招来雷击。游牧民族对自然之水充满畏惧之情，成吉思汗这样想，大禹也会这样想，他怎么可能产生治水的怪念头呢？

　　就像成吉思汗不会去治水一样，大禹也不会去治水，一个远古时代的成吉思汗怎么可能像绍兴大禹庙壁画中的大禹那样扛着木锄，卷起裤腿去疏浚黄河呢？当时大禹很可能住在蒙古包里，本来就没有固定的“门”，当不会发生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事情。
　　历史上黄河总是在泰山南北两侧来回摆动，改道不休，有准确记载的黄河大改道共有五次，即黄河曾有六条流路：
　　一曰禹王故道，公元前2070年至前602年（周定王5年），行河时间1370年，渤海出口；
　　二曰西汉流路，公元前602年至11年，行河613年，黄海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