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不容乐观的还有应侯范雎的封地。应城，今河南省宝丰西南，武关早已遥不要及了，它的南面是楚方城，北面是韩国的地盘，看样子又是两国边界的走廊地带。应城孤傲地楔在走廊里，仿佛弃子。战国那年头，混碗饭吃不容易啊。
　　裂土分封是秦孝公口头答应商鞅的，后来写入了二十等爵军功制，到了多少级别就可以享有多少土地，但与郡县制的基本精神确有抵触之处。面对失地失爵的昔日贵族之质疑，以及他们的心理健康——失衡，秦廷很可能采取了折衷的政策，越靠近边境线也就意味着越靠近不确定，也就意味着那地的宗主权本来就存在争议（守得住算你的，守不住算活该），也就能暂时搁置舆论。所以越往后，秦廷对封侯裂土的控制越严。老将王翦率领六十万大军赴楚，而作为称孤道寡的君王，多疑当是其职业性质之一。为了让多心的秦王政放心，王翦耍了个心眼，多次派人向他提出这要求那条件。秦王政笑着问他，这么怕穷么？王翦接下的回答不管怎么说都应该算是大实话，折射了当时社会的基本面：

　　“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
　　战功赫赫的老将王翦尚且如此，何况他人。
　　日期：2014-09-12 20:48:26
　　【连载46】
　　秦统一中国后，动手削低郡城、县城的城墙，销毁天下兵器，以此作为礼花欢迎难得的和平时代的降临。《史记·李斯列传》接着说到：“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战攻之患”。我认为，这句话有权获得深刻地研究。早早举白旗投降的卫君角，公元前241年被迁到野王，一直在那里呆了32年，直到秦二世将之废为庶人。这一事实表明，“使秦无尺土之封”是在承认已有现实的基础上的政策调整。自此之后，无论皇帝的嫡系子弟，还是功勋卓著的功臣，皆不得裂土封侯。

　　秦皇的理想是彻底的郡县制，彻底的中央集权制。
　　秦皇害怕分封制这一周朝的遗毒，继续借尸还魂来侵蚀帝国大业，正如作为帝国的奠基者，秦孝公不能不考虑王公贵族的心理失衡问题和政权的稳定问题一样。虽然商鞅的封地是秦孝公御赐的，并且不那么值钱。
　　秦孝公死于公元前338年，太子惠文君即位，年十九岁。三年之后的公元前335年，惠文君行冠礼。冠礼在古代有特殊的意义，特别是帝王之家，这说明受冠礼的对象已成年了，可以临政治民了。换言之，在他亲政之前的三年时间里，国家政权并不在他手上，就如周成王幼年，万事皆摄于周公一样。这就是说，想要商鞅死的人，并不是秦惠文王，当另有其人。失势的王公大臣，特别是公子虔和公孙贾，疑点最大，但秦孝公亦难逃嫌疑。得出这个结论，连我也感到震惊。

　　秦孝公与商鞅君臣之好，万世楷模一般，秦孝公怎忍心背后下手？从江山社稷着想，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关于秦孝公这个人，我们前面提到过，他的不动声色是出了名的，管得江山亦波澜不兴。千头万绪的国家让商鞅管，他管一个商鞅就足够了，这很符合圣王的道统：君人者，勤于求贤而逸于得人。鬼精鬼精的秦孝公。但商鞅法及太子的师和傅，这很让太子没面子没地位，也很让秦孝公不放心。商鞅生杀予夺，谁都怕他，足以权归于己。商鞅出入，武装护送，声势吓人，足以成乱。而惠文王年纪轻轻，不谙世故，秦孝公再怎么信任商鞅也不免要起疑，太子能否与之匹敌。历史证明，臣下能力太强的，功高震主的，都不是好事。极有这种可能性是秦穆公自发带了强势的三良去了，秦孝公一生以秦穆公为榜样，会不会连最后一招也学？要实在不忍下手的话，自有人很愿意代劳，这一点秦孝公理当是清楚的。于是秦孝公一死，“多怨望”的宗室贵族果然动手了。

　　这里面的烛光斧影很难说。
　　日期：2014-09-13 08:04:04
　　【连载47】
　　突然之间，满朝皆是新仇旧恨。好心劝他的人说得没错，没了靠山，想收拾商鞅的人着实太多了。他举步维艰，寝食难安，越想越怕，最后连商、於也来不及回，直接开路，向东方亡命。莫名其妙的天赐良机，公子虔于是出面指控商鞅造反，追捕的兵马也顺理成章地派了出去。
　　造反无论如何都是死罪。就算朝廷开恩发布大赦，臣弑君就如子弑父一样，不在宽赦之限。
　　商鞅的出逃是极为匆忙的，他甚至连伪造一个假身份证的时间都没有，或者他心肠直到根本就没想到要这么做。孟尝君出逃的时候，至少身边还有几个人，又精明地事先伪造了通关文书，伪造了假的身份证明（更封传，变姓名）。通行证件有的叫“验”，有的叫“传”，有的叫“符”，起自商鞅的秦代。没有通行证件过不了关，也找不到住处。商鞅没那么做，很可能在他的潜意识里，伪造证件是犯法的：

　　“发伪书，弗知，赀二甲。”今咸阳发伪传，弗知，即复封传它县，它县亦传其县次，到关而得，今当独咸阳坐以赀，且它县当尽赀？咸阳及它县发弗知者当皆赀。
　　“拆开伪造的文书，未能察觉，罚二甲。”如咸阳开看伪造的通行证，没有察觉，就重加封印传递给其他的县，其他县也传递给其次的县，一直到关口才被拿获，应该是只有咸阳受罚，还是其他县都应受罚？咸阳和其他开看而未能察觉的县都应受罚。[1]

　　“发伪书，弗知，赀二甲”，当是秦律的条款本文，其下部分当是司法解释。
　　商鞅行至函谷关，天已擦黑，关门早已落栓。他打算就近在客舍住一宿，但老板死活不依，因为商鞅拿不出有效的身份证明——“验”。根据上述条款，店老板当然不能给他提供住宿。现在的问题是，他既无有效证明入宿客舍，又哪来的有效证明出关呢？疑案一。
　　商鞅奇迹般地跑出函谷关，只身一人来到魏国。那次折冲樽俎把公子卬玩得忒惨了，魏人至今耿耿于怀。作为报复，魏人一把拎起商鞅的后衣领，送他回秦国。但令人奇怪的是，魏人竟然没有把商鞅作为礼物交给秦廷，却是把商鞅如老鼠一样轻轻放在秦国地界，任其逃窜，是为疑案二。
　　商鞅着急上火地赶回商邑，一家老小喜迎老爷归来，没准还杀鸡宰鸭准备大餐。这又是疑案三。按常理，商鞅出逃，秦廷正常的处置应是兵分二路，一路追赶商鞅，一路抄他的老家，省得节外生枝。甘茂受不了樗里子等人的联手倾轧，跑了，秦廷就收了他的家人，做为官奴隶。幸亏苏代在秦国和齐国之间跑来跑去，耍了点计谋，才救了其家人：“复甘茂之家”。意思是，除其奴隶籍，复其庶民身份。可是商鞅竟然来去自由，他的家人也行动自由，至少没有证据表明其行动受到限制。这很不正常。不正常就有问题。这问题就是，有人在刻意给他制造条件造反。毒啊。很不幸，商鞅果然造反了。这不是中计不中计的问题，而是别无选择的问题。除了家人、农奴、几个贴心的随从，商鞅没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支持，哪怕是同情心。他在秦国当国理财几十年，竟然对自己如此“刻薄寡恩”，一个认同他的同僚都没有。其实想想，这句话应该这样说，他是立场坚定地拒绝了拉帮结派，因为拉山头搞圈子曲意逢迎国君，无非为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