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情况下，帝室财政归少府和水衡都尉掌理，大司农掌理国家财政。在秦代，大司农称为治粟内史，秦代又有少府这个官名。因此，加藤繁推测，汉代财政组织区别为两大系统的制度，当是承继于秦代。但又说“没有明确的证据”。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指出：“大司农管的是政府经济，少府管的是皇室经济”。大司农的收入支销国家公费，少府收入充当皇室私用。皇室不能随便动用大司农的钱，这是有明确规定的。当时全国田赋收入是大宗，由大司农管。工商业的税收，譬如海边的盐，山里的矿，原来收入很少，由少府管。

　　日期：2014-08-31 08:07:47
　　【连载二十二】
　　同样是日本学者的大庭修在《秦汉法制史研究》一书中对加藤繁的观点作出了进一步的阐释：根据加藤繁的研究，可以知道少府和水衡的收入主要依靠山泽园池税，市井税，口赋和苑囿的收放，公田收入，以及献物和酎金等。这样的山林川泽的收入，过去是在某种共同体的规定下公共使用的，但是到了战国时代，山林川泽逐渐被君主明确地作为个人的家产而加以掌握。其产物成为商业交易的对象，是专制君主权力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如上所述，少府和水衡都尉是涉及到多方面的庞大机构，可以理解为汉代的皇帝仍然处于战国以来那种经济体制的延长线上。

　　秦代就有“禁苑”这一设置，规格相当于县一级的管理机构。只是其行政首脑，而称啬夫。禁苑畜养珍禽异兽，种植名贵花木，离宫别馆，布满山坡，横跨溪谷，四周保护着堑壕、墙垣、藩篱，然后麋鹿漫步于原野，虎嘨于丛林，猿猴戏于树梢，展眼则绿茵如席，繁花作墙，瓦蓝的天空下，草木扶疏，芳香四溢，是乃惬意的皇室游猎之所也，后世称皇家园林。秦昭王时即有五苑之说，“秦大饥，应侯请发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枣栗以活民（《韩非子·外储说右篇》）。”秦统一全国后，苑囿园池又有所扩大和发展。汉代的园池苑囿有一整套机构管理，单是上林苑就有令一人、丞八人、尉三十人。而上林苑是秦代就有的，位置在都城咸阳西南，纵横在渭水以南，面积开阔。像上林苑这样的国家一级苑囿，还有杜南的宜春苑。始皇又“尝议欲大苑囿”，东到函谷关，西到雍县和陈仓。始皇身边的伶人优旃说：“好。多养些禽兽在里面，敌人从东面来侵犯，让麋鹿用角去抵触他们就足以应付了。”虽然秦始皇听从了优旃的话中话，停止了扩建计划，然亦足见苑囿之大。始皇又“引渭水为长池，东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筑土为蓬莱山，刻石为鲸鱼，长二百丈”。这些苑囿园池，都圈占了大量耕地。刘邦还定三秦时，“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把开放秦苑囿园池，作为一重大措施来推行，说明秦苑囿园池占地面积是相当可观的。其中所产既可以活民，给基数并不是很大的失势之贵族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看来是不成问题的。

　　日期：2014-08-31 14:49:31
　　【连载二十三】
　　公私分明是秦人制度性发建设的一大成就。你要说他妥协也可以。请记住，人的缺点就是优点的过度使用，制节中的优点才是优点。商鞅在这条路上走得很远，就算踩着地雷阵了也依然在前进，这就叫“极身无二虑”，千古以来也就他一人了。秦孝公放开手脚让商鞅去做，并不对他的所做所为横加干涉，我想千古以来亦难有其偶。阳虎是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家臣，却反过来攻打在鲁国执政的季孙、叔孙、孟孙三家贵族（史称三桓），失败后才逃去齐国。《韩非子·难四》总结说：“群臣皆有阳虎之心”，称孤道寡者能不战战惊惊么。田常对齐平公说：“施行恩德是人们所希望的，由您来施行；惩罚是人们所厌恶的，请让臣去执行。”这样由田常执行了五年，齐国的事最后只有田常点头才作数。于是田常想方设法、找出各种理由消灭了颇具实力的公族，这就把“田代齐姜”的基础打好了。商鞅手握生杀大权，机会是有的，反倒是秦孝公隐在台后不见声息，大权旁落一般，这很让人纳闷。不过从最后的结果看，商鞅与秦孝公，这对老搭档倒象是双璜，事情总是朝着他们预想的方向发展，总能风平浪静，化险为夷。比如秦孝公就闷不出声地解除了公族的武装，然后将鼻孔朝天的庶长一职和平地交给了商鞅。处理这样棘手的事情就跟切西瓜一样，没点斤两是办不到的。我总是觉得，秦孝公是历史上最能不动声色的狠角。

　　商鞅也知道那些人的心理，梦想着有朝一日要打断他的鼻梁骨。于是每次出门，身强力壮的人做贴身警卫，持矛操戟的人紧靠坐车护卫，后边又跟着数以十计的武装车辆，车上林立顶盔贯甲的卫士。只要这些安保措施缺少一项，他就不出门。问题是他成功了，致于后来的死有诸多因素在里面，这且等后来再说。无论如何，作为改革家的商鞅，注定是伟大的。东汉的王充只一句评论他，也就够了。这就是：

　　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
　　日期：2014-09-01 08:11:54
　　【连载二十四】
　　第二章
　　1.按人头计功
　　公元前352年，也即秦孝公继位的第十个年头，秦国社会呈现出少有的欣欣向荣的局面，社会安定，人民团结，府库充实。这一年，商鞅成为大良造。秦孝公时期，大良造权威赫赫，既是政府的文官首长，相当于后来的丞相，同时又是军职，有统兵作战的权力。直到秦惠文王时期，秦国设立相国（正式设丞相是在武王二年），官职和爵位分离，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大良造成为单纯的爵名，即二十等军功爵之第十六级：大上造。

　　作为“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配套措施，这一年，商鞅强势推出：“父子兄弟不得同『居』一室”。没地方住？住茅屋，钻山洞，就是风餐露宿，尊卑爵秩等级也不能不强调，这很可能就是商鞅所要表达的意思。《史记》提到：
　　明确尊卑爵位等级，各按等级差别占有土地、房产，家臣奴婢的衣裳、服饰，按各家爵位等级决定。有军功的显赫荣耀，没有军功的即使很富有也不能显荣。

　　不能显荣的直观表现之一就是“毋敢履锦履”，不准穿锦履。那么“锦履”是什么模样的呢？《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说：用不同色彩的丝织鞋，鞋上有花纹，才算锦履；用锦做靯帮，惯例也算锦履[1]。汉高祖刘邦进一步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其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2]。
　　二十等军功爵自是成为新型社会伦理的策源地，同时又是播种机，宣传队和宣言书。通过它，不管是失势的贵族，还是翘首以待的庶民，还是期待再次拥有自由的奴隶，因为目标的清晰而明确，于是群情激昂，跃跃欲试。《睡虎地秦墓竹简·军爵律》规定：“欲归爵二级以免亲父母为隶臣妾者一人，及隶臣斩首为公士，谒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许之，免以为庶人。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其不完者，以为隐官工。”要求退还爵两级，用来赎免现为隶臣妾的亲生父母一人，以及隶臣斩获敌首应授爵为公士，而请求退还公士的爵，用来赎免现为隶妾的妻一人，可以允许，所赎的都免为庶人。工隶臣斩获敌首和有人斩首来赎免他的，都令作工匠。如果形体已有残缺，用作隐官工。仅此一条，便当有舍身忘死的人。为了理想而奋斗，这在当时的秦国不再是一句空话。毫无疑问，二十等军功爵之于历史进步，其意义不逊于隋唐的开科取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