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兑现的法律——秦史的秦律视野》
第3节

作者: 嵩阳云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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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效法古代不会有过错,遵循古时礼法不会有邪行。
  周朝的礼是周朝的宪法,周礼的核心就是世卿世禄制,贵族世世代代世袭做大官是为世卿,贵族世世代代世袭享受所封的土地及其赋税收入是为世禄。二老口口声声宣称之“古”与“礼”,便是指的世卿世禄,又称世官世禄。都是切身利益,基本等同于虎口之食。不“法古”不“循礼”与虎口夺食何异?你们看着办。

  看不看着办,商鞅直呼朝中老臣甘龙的名字曰“龙”,则硬梆梆地宣示了他的姿态:虎口夺食恰是他的兴趣所在。否则风一程雨一程地跑到落后的秦国来做什么,不如在鼎盛时期的魏国动动嘴皮,出出主意,拿拿工资,晒晒太阳,落得体面自在。在公叔痤的手下,他的职位虽只是中庶子,说话不作数的侍从之臣,但俸禄不低,年俸六百石,按当年的消费水准,足够舒适地活着了。敢砸了铁饭碗当然是想玩点大的,这当是所有下海人的共通心理。再者说,秦孝公棋行险着,与众目睽睽之中独独起用了他,不会是只想认个爹来供奉吧。关于这一点,精明的商鞅想的比谁都清楚,认识的比谁都到位。因而十分反感二老的四平八稳的观点,在他的眼里基本代表了不作为和迂腐。

  有作为和不迂腐便是火气,便是棱角,便是说干就干,便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前行者当如魏国的那一帮人以及魏国的成功经验,这给商鞅留下了耀眼的光芒。魏国并非因为古老的世卿世禄才实现打过黄河、赖在西河不走的,亦非因为暮气十足的世袭制度而实现迁都大梁、见谁都敢亮剑的,实则是因为杀机四伏,魏国意识到着眼当下所能争取到的生存机会远比引经据典多得多,于是而向更有力量的普通大众敞开胸怀,欢迎他们带着胜利加入“我们”,士气于是而提振,军队于是而所向披靡。法家的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于此泄露无疑碍了。历史的经验表明,这才是法家所以取得成功的最看家法宝。对于这个结论,不管你信不信,至少我是信的。同时,我还可以引述一位名人的话作为证明。《史记·六国年表》,司马迁以打抱不平的口吻提到: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变异,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秦国夺取天下暴行很多,但能随着时代的不同而相应调整对策,建树的功业非常巨大。传世的典籍强调说:“效法后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后王距离自己近,当代民俗的变化也和后王那个时期差不多,道理讲起来浅显明白,容易推行。一般读书人局限于平常所听到的那点东西,看见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促,不考察它本身发展的全过程,就都耻笑它,又不敢说出事实真相,这和用耳朵吃东西有什么两样呢,真可悲呀!

  耳食,指“耳食不能知味”,比喻不假思索,轻信所闻。
  司马迁所以这样说是有缘由的。刘邦布衣起家,祖上并无强大的根基足以援引,与根基悠远的六国之后比起来,不免令人沮丧。这样一来,为了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必须想办法证明汉王朝之取代秦王朝,是天经地仪、名正言顺与顺天应人。因此,作为刘邦集团的一种策略,就如刘邦的名为义帝服丧、实则是为了孤立项羽一样,简直是在诟詈秦王朝,便成为汉初政治的常态。诟病最多的莫过于秦始皇的残暴和秦律的残酷。据说前者吃饱喝足专业把百姓往死里整,后者是实现把百姓整死的工具。这么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要么人云亦云,对事实不再感兴趣(不察其终始);要么毫无操守,睁眼说瞎话(不敢道),放任事实不管。司马迁的打抱不平其实是揭露了汉初妖魔化秦王朝的非理性倾向。

  日期:2014-08-23 14:54:49

  【连载四】
  《光荣与梦想》一书有句名言:受过污蔑,就洗也洗不掉[1]。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商纣王之不善,并不如传说的那样严重。因此,君子非常憎恶居于下流,天下的坏事坏名一准都归到他的头上。秦朝就是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因此,日本学者栗原朋信指出:“与秦相关汉代史料中,如果使用的是汉代批评秦人的史料,需要小心。[2]”

  栗原朋信的善意呼应了司马迁的叹惜。他以史学世家的胸襟说话,说真话。他发现:
  世变异,成功大。

  群雄逐鹿,最终鹿死秦人之手。秦人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是与他们密切关注现实分不开的。没有躺在床上睡大觉,空发呆,瞎梦想,司马迁认为这才是秦人可取的地方,就如商鞅的可取之处在于早已做好了直面现实的准备一样。商鞅只手对阵盘根错节的二老,并不准备对退,一个有担当者的形象呼之欲出。
  那么商鞅是如何看待公孙鞅那个时代的?
  公元前361年那个时代,尽管时局风云变幻,但并没有发生足以影响局势走向的全局性大战役,决定魏国之成败的围魏救赵(前353年)或者马陵之战(前341年),迟至十年二十年之后才发生。标志性的事件有且仅有魏国的一国独大。历史上影响巨大的秦孝公之求贤令,在当时的国际间并无多少威力可言,直到几十年或者上百年以后,商鞅爆炸出惊人的能量,并且这种能量持续发酵,终使秦国发出耀眼的光芒,秦孝公此举才为史学家所重视。此外,其他五国在位的国君是:韩昭侯二年。赵成侯十四年。田桓公十四年。楚宣王九年。燕文公元年。周显王八年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没人再愿意听这个无能的天下共主的。

  上列名单只说明一个问题:当此之时,没有谁有资格成为魏惠王的对手。东边的齐国,田桓公是“田代齐姜”之后的第三任国君,工作重心仍在稳定政局,一鸣惊人的是其子齐威王,现在还不是时候。燕国一直以来就远在北鄙。韩国鉴于它的四战之地,利在防御,不敢随便招惹谁。韩昭侯初期更是政局混乱,申不害变法之后,一度的国力强大是“诸侯不敢侵韩”,没说他张扬到可以随意四处出击。楚国有野心,楚宣王擅长趁火打劫,但并不轻易加入兼并战争。当然想挑战权威的人也有,比如赵成侯,公元前372年,他自认为有足够的资质高筑檀台,以“朝”诸侯。

  “朝”,这里是使动用法,使……来朝。
  西汉有朝请制度,诸侯王通过“朝请”这一事奉皇帝的礼节表示对汉帝的臣从关系。“朝”意思是在春季请安,“请”是在秋季请安[3]。战国时期的“朝”与朝请制度的“朝”,主体构架接近。就是说,赵成侯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魏惠王九年,也就是公元前361年,魏惠王终于按捺不住出击,派兵攻打赵国。从这一刻起,魏国就将赵国视作头号敌人,往后一系列军事动作皆因赵国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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