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效法古代不会有过错，遵循古时礼法不会有邪行。
　　周朝的礼是周朝的宪法，周礼的核心就是世卿世禄制，贵族世世代代世袭做大官是为世卿，贵族世世代代世袭享受所封的土地及其赋税收入是为世禄。二老口口声声宣称之“古”与“礼”，便是指的世卿世禄，又称世官世禄。都是切身利益，基本等同于虎口之食。不“法古”不“循礼”与虎口夺食何异？你们看着办。

　　看不看着办，商鞅直呼朝中老臣甘龙的名字曰“龙”，则硬梆梆地宣示了他的姿态：虎口夺食恰是他的兴趣所在。否则风一程雨一程地跑到落后的秦国来做什么，不如在鼎盛时期的魏国动动嘴皮，出出主意，拿拿工资，晒晒太阳，落得体面自在。在公叔痤的手下，他的职位虽只是中庶子，说话不作数的侍从之臣，但俸禄不低，年俸六百石，按当年的消费水准，足够舒适地活着了。敢砸了铁饭碗当然是想玩点大的，这当是所有下海人的共通心理。再者说，秦孝公棋行险着，与众目睽睽之中独独起用了他，不会是只想认个爹来供奉吧。关于这一点，精明的商鞅想的比谁都清楚，认识的比谁都到位。因而十分反感二老的四平八稳的观点，在他的眼里基本代表了不作为和迂腐。

　　有作为和不迂腐便是火气，便是棱角，便是说干就干，便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前行者当如魏国的那一帮人以及魏国的成功经验，这给商鞅留下了耀眼的光芒。魏国并非因为古老的世卿世禄才实现打过黄河、赖在西河不走的，亦非因为暮气十足的世袭制度而实现迁都大梁、见谁都敢亮剑的，实则是因为杀机四伏，魏国意识到着眼当下所能争取到的生存机会远比引经据典多得多，于是而向更有力量的普通大众敞开胸怀，欢迎他们带着胜利加入“我们”，士气于是而提振，军队于是而所向披靡。法家的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于此泄露无疑碍了。历史的经验表明，这才是法家所以取得成功的最看家法宝。对于这个结论，不管你信不信，至少我是信的。同时，我还可以引述一位名人的话作为证明。《史记·六国年表》，司马迁以打抱不平的口吻提到：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变异，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秦国夺取天下暴行很多，但能随着时代的不同而相应调整对策，建树的功业非常巨大。传世的典籍强调说:“效法后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后王距离自己近，当代民俗的变化也和后王那个时期差不多，道理讲起来浅显明白，容易推行。一般读书人局限于平常所听到的那点东西，看见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促，不考察它本身发展的全过程，就都耻笑它，又不敢说出事实真相，这和用耳朵吃东西有什么两样呢，真可悲呀！

　　耳食，指“耳食不能知味”，比喻不假思索，轻信所闻。
　　司马迁所以这样说是有缘由的。刘邦布衣起家，祖上并无强大的根基足以援引，与根基悠远的六国之后比起来，不免令人沮丧。这样一来，为了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必须想办法证明汉王朝之取代秦王朝，是天经地仪、名正言顺与顺天应人。因此，作为刘邦集团的一种策略，就如刘邦的名为义帝服丧、实则是为了孤立项羽一样，简直是在诟詈秦王朝，便成为汉初政治的常态。诟病最多的莫过于秦始皇的残暴和秦律的残酷。据说前者吃饱喝足专业把百姓往死里整，后者是实现把百姓整死的工具。这么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要么人云亦云，对事实不再感兴趣（不察其终始）；要么毫无操守，睁眼说瞎话（不敢道），放任事实不管。司马迁的打抱不平其实是揭露了汉初妖魔化秦王朝的非理性倾向。

　　日期：2014-08-23 14:54:49

　　【连载四】
　　《光荣与梦想》一书有句名言：受过污蔑，就洗也洗不掉[1]。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商纣王之不善，并不如传说的那样严重。因此，君子非常憎恶居于下流，天下的坏事坏名一准都归到他的头上。秦朝就是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因此，日本学者栗原朋信指出：“与秦相关汉代史料中，如果使用的是汉代批评秦人的史料，需要小心。[2]”

　　栗原朋信的善意呼应了司马迁的叹惜。他以史学世家的胸襟说话，说真话。他发现：
　　世变异，成功大。

　　群雄逐鹿，最终鹿死秦人之手。秦人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是与他们密切关注现实分不开的。没有躺在床上睡大觉，空发呆，瞎梦想，司马迁认为这才是秦人可取的地方，就如商鞅的可取之处在于早已做好了直面现实的准备一样。商鞅只手对阵盘根错节的二老，并不准备对退，一个有担当者的形象呼之欲出。
　　那么商鞅是如何看待公孙鞅那个时代的？
　　公元前361年那个时代，尽管时局风云变幻，但并没有发生足以影响局势走向的全局性大战役，决定魏国之成败的围魏救赵（前353年）或者马陵之战（前341年），迟至十年二十年之后才发生。标志性的事件有且仅有魏国的一国独大。历史上影响巨大的秦孝公之求贤令，在当时的国际间并无多少威力可言，直到几十年或者上百年以后，商鞅爆炸出惊人的能量，并且这种能量持续发酵，终使秦国发出耀眼的光芒，秦孝公此举才为史学家所重视。此外，其他五国在位的国君是：韩昭侯二年。赵成侯十四年。田桓公十四年。楚宣王九年。燕文公元年。周显王八年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没人再愿意听这个无能的天下共主的。

　　上列名单只说明一个问题：当此之时，没有谁有资格成为魏惠王的对手。东边的齐国，田桓公是“田代齐姜”之后的第三任国君，工作重心仍在稳定政局，一鸣惊人的是其子齐威王，现在还不是时候。燕国一直以来就远在北鄙。韩国鉴于它的四战之地，利在防御，不敢随便招惹谁。韩昭侯初期更是政局混乱，申不害变法之后，一度的国力强大是“诸侯不敢侵韩”，没说他张扬到可以随意四处出击。楚国有野心，楚宣王擅长趁火打劫，但并不轻易加入兼并战争。当然想挑战权威的人也有，比如赵成侯，公元前372年，他自认为有足够的资质高筑檀台，以“朝”诸侯。

　　“朝”，这里是使动用法，使……来朝。
　　西汉有朝请制度，诸侯王通过“朝请”这一事奉皇帝的礼节表示对汉帝的臣从关系。“朝”意思是在春季请安，“请”是在秋季请安[3]。战国时期的“朝”与朝请制度的“朝”，主体构架接近。就是说，赵成侯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魏惠王九年，也就是公元前361年，魏惠王终于按捺不住出击，派兵攻打赵国。从这一刻起，魏国就将赵国视作头号敌人，往后一系列军事动作皆因赵国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