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杜绝此事，朱元璋给宋濂打了预防针。有一次宋濂家里来了客人，他设宴款待，朱元璋在宋家安插的眼线将宴会的情况报告了朱元璋。第二天，朱元璋见到宋濂，问道：“你昨天请人喝酒了吗？客人是谁呀？吃得什么菜？”宋濂如实作答，朱元璋听后笑道：“的确如此，你没有骗我。”很显然，朱元璋是用一种婉转的方式警告宋濂，潜台词是：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掌握中，你要小心点，管好自己的嘴！

　　对此宋濂也心知肚明，他在居室上挂“温树”二字，“温树”有一个典故：西汉的御史大夫孔光，奉行 “多磕头，少说话”
　　的做官原则，有一次，他的妻妾们听说皇宫里盖了一间温室，里面种了许多树木，就好奇地问老公：“宫内温室树皆何木？”孔光只是嘿嘿一笑，一句话也不说。这此举背后体现的精神是：皇家最无谓的小事也不能告诉最亲密的人。后人就有赞道：“忠慎有余逾温树。”从此，“温树”就成了为官谨慎、嘴巴严实的代名词。
　　有些客人来府上做客，问道：“皇帝今天说了什么？”宋濂就指着墙上的“温树”二字，绝口不答。不仅不向臣子泄露皇帝的隐私，他也不在皇帝面前议论大臣的是非，有一次朱元璋让他谈谈大臣中谁是贤人谁是小人，宋濂说了好几个贤人的名字。朱元璋说，你说的都是贤人，有没有小人呢？宋濂答：我只与贤人相往来，我没与小人打过交道，我不知道哪个是小人。
　　朱元璋对宋濂“忠慎”的精神非常欣赏，曾当着群臣的面表扬说：“我听人说皇上是圣人，其次为贤人，其次为君子。宋濂事朕19年，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句假话，也没有向我说过别人一句坏话，不止是君子，应该称得上是贤人了。”
　　在日常生活中，朱元璋对宋濂也十分宠爱，每次召见，必设坐命茶，白天必令侍膳，俩人常在一起反复咨询，一直谈到晚上。
　　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有一次朱元璋宴请群臣，宋濂酒量不行，朱元璋却故意劝酒，连灌了宋濂三杯酒，宋濂立刻晕头转向，走路东倒西歪，朱元璋看后大笑，命词臣写了一篇《醉学士诗》。还有一次，朱元璋调了一碗甘露汤，亲手拿着勺子喂宋濂，并说道：“听说这个汤能延年益寿，我愿与你共饮之。”洪武十年，宋濂退休，临行前朱元璋召见他，赐给他《御制文集》和绸缎，问道：“你多大岁数了？”

　　宋濂：“六十八了。”
　　朱元璋：“把这些绸缎存放三十二年，作百岁衣可也。”
　　宋濂听后十分感动，连忙叩头谢恩。
　　朱元璋十分宠爱宋濂，并爱屋及乌，恩及其子孙。宋濂的次子宋璲擅长作诗，尤工书法，洪武九年，朱元璋看在宋濂的面子上将其召为中书舍人，宋璲哥哥的儿子宋慎也被录用到仪礼序班。宋氏祖孙三代一起在内廷做官，成为皇帝近侍，这一盛况史所罕见，百官都非常羡慕（祖孙父子，共官内庭，众以为荣）。
　　宋濂有足疾，走路困难，朱元璋经常让宋璲、宋慎搀扶，有时亲自出题考问宋璲和宋慎，并给他们讲解，然后笑着对宋濂说：“你为我教育太子和诸王子，我也教你的子孙了”。
　　虽然宋濂的表现无可挑剔，似乎可以让朱元璋放心，但他最终还是让朱元璋失望了，因为他没有管好自己的子孙。
　　宋氏叔侄经常出入大内的便利条件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看中，宋璲和宋慎后来都被牵连到逆案中，双双被处死。
　　朱元璋还打算处死宋濂，但是马皇后和太子出面申救，免于一死，洪武十三年九月，翰林学士承旨宋濂被发配茂州，走到夔州时病死。
　　虽然宋濂只是一个文臣，似乎与胡惟庸党案中那些手握兵权的将领比起来显得无辜，事实上他比别人罪行更大。因为他的职责是教导太子，理应更加维护皇家的利益，况且他和朱元璋关系密切，感情较他人更深，他的子孙经常出入禁宫，完全是出于朱元璋对他的偏爱，然而这一偏爱却被利用来图谋不轨，朱元璋在自己身边安了一个定时丨炸丨弹而不自知，这让他很难接受，无论宋濂本人是否知道他的子孙参与密谋一事，他都不可避免要负连带责任。

　　史书上没有记述胡惟庸党案涉案人员的犯罪细节，宋氏叔侄的具体过错不得而知，一般情况下，包括谋逆在内的政治斗争一般都进行的十分隐秘，大部分“行动”都是口头串连，细节在当时就很难查证，因此，仅凭参与密谋和知情不报就可以定罪，宋氏叔侄的罪名，极有可能是“词连”，即被别人供出。别人的供词是否可靠，事情己过几百年了，不便妄下断语，但我想，朱元璋没有必要对手无缚鸡之力的宋濂及其子孙下手，而胡惟庸等不法之徒倒是有利用宋家叔侄接近皇帝这一便利条件的动机，他们的涉案恐不似空穴来风。

　　宋濂次子和长孙以及朱亮祖长子朱暹都是朱元璋身边的近侍，他们涉案被杀似乎可以证明胡惟庸己经在朱元璋身边物色杀手，伺机行刺，由此我认为胡惟惟谋反案绝非空穴来风，也不是密室里的意淫，而是可以做实的铁案。
　　虽然没有证据显示宋璲、宋慎、朱暹这些富二代、三代答应胡惟庸的要求，准备行刺朱元璋，但仅因其知情不报，没有揭发胡惟庸的阴谋就可以定死罪了。
　　虽然朱元璋因谋反之罪处罚了宋濂及其子孙，但却没有给他打上谋反的烙印，而是进行了隐匿，史书没有记载宋濂被安置茂州的原因，直到洪武二十三年大兴党狱时才将其列入名单。由此可见朱元璋的宽大心怀以及对过往情谊的珍惜，也可以看出洪武二十三年大兴党狱屠杀功臣必有其不能隐忍的原因和不得己而为之的苦衷。
　　《明实录》和《明史》等官修正史对胡惟庸案初期进行了大量隐没，从一个侧面说明真正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宋濂在学术方面的造诣很深，史书上说他“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他本人还有一项绝活——能在一个黍米上写好几个字，是一名微雕大师。或许是教导太子，备皇帝顾问的工作压力所致，宋濂必须不断给自己充电，因此“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这也使他荣膺的文臣之首的称号。作为学界泰斗，宋濂名声远播，不仅国内的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而且外国贡使来到南京都要“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而高丽、安南、日本这些汉文化圈内的国家还有人出重金购买他的文集。四方学者都尊称他为“太史公”，而从不叫他的姓名。

　　至于宋濂的历史功绩，《明史》的评价非常准确：“虽然他只是在皇帝身边近侍，勋业爵位不及刘基，但是一代礼乐制作，宋濂所裁定者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