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00元！里面一定有水份，我当面直截了当地老胡说：“你这个费用太虚高了，我先回去仔细核对一遍，再约你详谈付款的事。”“那你几时付钱呢？他们天天都找我要工钱。”

　　“你不用催我，我需要复查，你请的工人，向你讨钱，你可先垫付给他们，我只对你负责。他们要多少钱，我管不了，也不清楚。”
　　我抽空用卷尺，重新丈量了室内室外的面积，每一笔都记录下来，和他的表上数字对比，这一比，就有戏了，明明是80平米的面积，他写出100平米；这种笔误或称为误差，层出不穷，看了都让人噴饭好笑。
　　还有，如装洗手间的洁具，本来是一道工序的，他细分为埋管，接水管，敷水泥固定，埋排污管等分步骤都算钱。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去餐馆吃饭，服务员结帐时，不是说每道菜多少钱，而是说：洗菜多少钱？切割多少钱？炒菜多少菜？端菜多少钱？这种算法，我以前闻所未闻，叹为观止。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一方面，将一个活儿细分之后，每道工序的计价，我根本不懂，也违背他当初的报价单，另一方面，会有交叉重叠的事，会重复收费。比如，装水电时，已计算过排水管，装下水道的费用，装洁具时，再收装水管的费用，就明摆讹钱。

　　另外，将我们在电话约定的单价提高，当时在贴外墙马赛克时，约定为一平米35元工钱，他在列表时，写42元，并且质量太差，经过返工后，外墙的表面还是坑坑洼洼，影响视察观瞻。更有甚者，砌门槛时，当时谈好的一个150元，泥水师傅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将门槛砌得太低，我要求对方返工，加高，老胡算双倍的工钱，真是岂有此理。
　　这张与事实出入太大的结算单，我不可能照单全收。我请老胡到湖南的蒸菜馆吃饭，他叫上帮工的泥水师傅，是他的同村。我将一份详细的测量数据，计价表格递给老胡：“这是我计算的金额，和你算的差距太大，你先看看。”老胡眯着眼瞅瞅，高度紧张地问：“你算的总共多少钱？”“15000元。”“不可能，不可能这么少！”他两眼圆瞪突起地说。“事实上，我算的就是这么多，按你的方法去算，不合理，还有很多的错误。”我平静地告诉他。“这那里能行？你这不是让我亏本？我要吃饭赚钱呀，不行，绝对不行！”他青筋直暴，压抑着怒火。

　　我对他同来的泥水师傅说：“可以给他看看，你和我的结算单，是你的算多了，还是我的算少了，他可评个理。”老胡也满怀信心地递过去，等待这位同村人的后援。
　　泥水师傅当然是站在老胡那边的，但他对比了两张单后，似笑非笑地说：“你们两位老板之间的事，我不好插嘴。”

　　“既然大家有分歧，那我们暂时放在一边，回去双方都冷静地考虑一下，现在先喝酒吃饭。”
　　我见一时半晌也无法说通，就叫来服务员点菜。
　　“吃个屁，还不都是吃我的钱？”老胡气急败坏地说。“你这样说就不对啦，我付钱，请你吃饭，怎么算吃你的钱？”我对他的话一时糊涂了。“你少给我装修费，不相当于吃我的钱？”老胡这样思维逻辑，算是别具一格。
　　我当场就回敬：“你说错了，装修费是多少，就是多少，双方都认可了，我不会少你一分钱。我请你们吃饭，这个钱，与装修费无关。我以后不请你装修，还是照样能请你吃饭，这是两回事。”
　　听到我这么讲，老胡再也坐不住了，拉着同伴，抛下一句狠话：“你看着办，我也不是好欺负的。”气冲冲地走了。

　　三道菜，两只啤酒已经上桌了，我一个人孤独吃着，喝着，吐着袅袅的烟圈．难道我做错了吗？面对这种明目张胆的欺骗装修费的事，我该忍气吞声？他会不会为了钱，采取极端的阴暗手段？一场不可加避的暴风骤雨，正向我袭来。
　　日期：2008-08-24 14:55:25
　　我这人比较倔，有些事就爱较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凭什么要诈我这么多钱？老胡给我打几次电话，我们与约在一起谈过几次，他丝毫不肯让步，铁了心向我要那么多的钱，我就劝说他：“现在，你和我谈不拢，要不，你请个第三者过来和我谈？或者我们到相关的机关支裁判？”他还是咬牙切齿地说：“不行，就是那个数，你不给就不行！”他每天一清早就守在门外，我走到哪，他就粘到哪，和我的贴身保镖一样，我担心他会一时想不开，就说：“你这样做没用的，神经兮兮的，狮子大开口，说多少就要我给多少，这没道理。”他也不吭声，嘟着嘴，穿着件脏衣服随着我。

　　“要不这样吧，我们下周一上广州的仲裁机构，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你说行吗？”此时，我渴望一个中间的机关来作裁判员，无论钱多少，成天有只个苍蝇在耳边嗡嗡地飞来飞去，特别烦人，我也担心他会做出什么跳楼秀，爬吊机的高难度动作。

　　我对他说：“仲裁的费用我先垫，相关的表格我填好，你到时来一下。广州的仲裁机构，我也不知在哪，我这几天就去打听，到时通知你详细的地址。”这样才将老胡打发走。
　　我上网查询一下，在沿江中路那一截，提前就去将位置落实，这是我做起生意来，第一次上这种场所，想想也滑稽，居然为了装修费的争议。
　　老胡和他的老乡走过来，我们一同上楼。老胡有点怯生生地东张西望，唯恐我事先在某个角落有埋伏，我笑着对他说：“不用怕，这是正规场地，我不会耍什么小动作的。”
　　我咨询一下办事员要办的手续，原来搞仲裁，合同上要明细地约定是在广州的仲裁委员会，而当时我们签的合同，没有指明，只是习惯性地写上：如双方协商不了，请当地的仲裁机关和法院裁决。
　　我掏出纸笔，重新将原来的合同照葫芦画瓢抄写一遍，在最后一条，增加几个字：“…………在广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再请老胡签字。我将自已的身份证复印件等资料都准备齐全，和老胡一同坐在办事员的面前。
　　办事员翻看一下资料，说：“仲裁费用是按标的金额的百分比来收费的，你们这单面仲裁费3千多元。”
　　一听说要三千多元，老胡的同伴就小声地开腔了：“太贵了，老胡，如果你输了，就要承担这笔费用。”
　　没办法，老胡不愿采取这种方法，我们只有不欢而散。分手时，我对老胡说：“我先将地方找到，下周有空，我们上海珠区法院吧，那边要便宜些。”

　　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忍俊不禁，我作为欠债人，主动地请债主去法院将双方的债务厘清。我做原告，被告都可以，为对方垫打官司，还主动地准备好双方的资料。这样的事例，可谓天方夜谈。当我对在广州做律师的朋友说起此事时，他说：“这一点钱，你多和他协商解决呀。”我无可奈何地说：“实在没办法，解决不了呀。”
　　在约定的3点钟，老胡没来，快到法院下班的时间，他才骑着那辆标志性的破单车，满头汗水赶过来。我在旁边的小店招呼他坐下，说：“你来晚了，人家要下班了。”他望望法院的半掩的大门，气呼呼地说：“我要到工地为别人干活，走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