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名振提议去厦门投奔郑成功，可是这个建议众人都觉得不一定可行。（当年郑家分裂，郑芝龙降清之时，郑成功也并未迎奉鲁王，而是自己独立出来并以隆武年号纪年。如今时过进迁，郑成功又被封延平王，根本无法得知郑成功的政治面目。）唯一有利的一点就是郑彩和郑成功争夺厦门的时候，郑彩败退沙埕的余部被张名振带队给再次击溃，这也许能让郑成功有些好感。可是目前鲁王朝廷舟山已失，退无可退，如果不去投靠郑成功，凭着目前的实力也只能在沿海当海盗了。所以投奔郑成功这个行为是势在必行的举措。

　　鲁王和众臣都已经厌倦了在海上漂流，经常忍饥挨饿的日子。与其去做海盗，不若找棵大树底下乘凉。就算和郑成功谈不拢，那时候再想别的办法也不迟。于是，掌握水师的张名振和阮进的侄子阮骏，还有之前掌管票拟的沈宸荃以及兵部右侍郎张煌言开始安排前往厦门的准备工作。（此时鲁王麾下所余的臣僚已然所剩无几，经过数年的海上波折，大臣们都被晒得又瘦又黑，早已经没有当年踞守钱塘时的威风模样。）

　　永历六年（1652年）正月，张名振、阮骏、沈宸荃和张煌言等人拥扈鲁王朱以海到达郑成功所占据的厦门。
　　然而郑成功此时借助永历帝封其为延平王之机，已然扩建了军队。(而且郑成功并未出过一兵一卒抗清复明，几乎没有任何损失，此时正处于兵强马壮的时候。）郑成功在这样的状况下拥戴鲁王毫无利益可图，因为永历帝和永历朝廷虽然苟延残喘，但作为正统依然具备对于明室残存势力的号召力。而鲁王本身就在浙江建立了政权并进位监国，此时虽然势弱来投可是依然拥有自己的部队和臣僚。鲁王本人也不是什么好捏的软柿子，恐非池中物，（眼前的例子就是郑彩当时拥戴鲁王就不但没什么好处可捞反而被张名振反戈一击）拥戴鲁王不但将和奉迎永历帝的孙可望作对，而且郑成功也得不到丝毫政治上的优势。本身已经被封为延平王的郑成功又怎能轻易去拥戴鲁王朱以海而明目张胆的另立山头？

　　所以郑成功其实并不打算去奉迎接纳鲁王一行，只是暂时允许鲁王君臣等人补给和登陆。

　　日期：2014-12-08 20:48:47
　　张名振为此跑去见郑成功。郑成功却很不客气的大言不惭：“你做定西侯好几年了，都干了些什么事啊？”张名振回答说：“中兴大业。”郑成功咄咄逼人的问：“中兴大业在哪呢？”张名振说：“事成则应当征之实绩，不成则当在方寸之间。”郑成功有些疑惑，就问张名振：“方寸之间有何来历？”张名振说：“在我背上。”然后张名振脱去衣服，让郑成功看自己身上，果然有“赤心报国”四字刺青。刺青一寸见方，深入肌肤，显然不是为了故意给人看而新刺成的。

　　脸皮如郑成功之厚，也不得不为之动容。郑成功愕然而面有愧容，后悔谢道：“久仰老将军声望，但是又怎么能奈何这么多人前来毁谤？”郑成功命人抬出历年好事之人攻击和诽谤鲁王政权和张名振等人的奏疏和表章，数目之多足以盈箧。张名振对于这些谤书不置一词，只是叫人立刻拿去烧掉了事。郑成功从此以后待张名振以上宾之礼，依然未敢轻视慢待鲁王部下的这些文武官员。
　　其实张名振跑去见郑成功这事，郑成功本来是想给张名振一个下马威，只不过题目没找准。郑成功居然先质问张名振做为定西侯数年来有何作为，这就非常好笑了，那不如先看看你郑招讨使一家子数年来有何作为。郑家自分裂以后，郑芝龙降清，郑彩、郑鸿逵拥奉鲁王，郑成功则虽自称明臣，却并不支援任何反清势力，不和清军作战，坐地踞守自肥，只知内讧不已。
　　数年来郑成功唯一拼尽全力的仗竟然是和郑彩争夺厦门而不得已动手。数年来郑成功如此作为，有何脸面去质问一直拥护鲁王政权在前线抗清作战的张名振？只不过此时张名振和鲁王政权在郑成功的地盘上，又有求于郑成功罢了。张名振以此时鲁王政权的状况，当然不可能反唇相讥。
　　至于后来所问的中兴大业，那就更可以看出郑成功的人品很卑劣：这问题的性质就相当于手握重兵，而且是当时最强水师的郑成功，居然质问一直漂流海上有时饭都吃不饱的鲁王政权为何不能驱除鞑虏，抗击清军从而光复明室江山是一样的无聊。无非就是郑成功想炫耀自己的武力和富足，同时表现对于鲁王政权成为流亡政府之后抗清复明所作出贡献的否定和蔑视。
　　还好张名振很机智的用自己的刺青回应了郑成功的无礼和轻佻，并且这样的举动也让郑成功无话可说，总不能连“赤心报国”这样的立场都加以否定吧？至于郑成功最后提到的满箧谤书，那就完全是扯淡。这些谤书要么是隆武帝时期留下来的，那时候在福建的隆武朝廷或许会有言官无事生非，以求在当时浙闽不和的局面下获得隆武帝的欢心和赏识。但当时隆武朝廷的兵力掌握在郑芝龙手中，隆武帝时这些毁谤前线的谤书，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满足隆武帝朱聿键手中缺乏兵力，并不能奈何鲁王政权，但是又想表现其最高权力的虚荣心。（这类谤书大多是好事文人刻意为之，并不代表某种声音。）隆武朝廷败亡之后，郑家分裂成三派，郑芝龙降了清；郑成功表示继续支持隆武朝廷，使用隆武年号纪年；郑彩迎奉鲁王朱以海但是也没有捞到什么好处。郑成功此时虽然依旧使用隆武年号纪年，可是隆武朝廷已然灭亡。而之后的绍武朝廷在广州成立，绍武皇帝那是朱聿键的亲弟弟朱聿钅粤，郑成功却并没有去帮任何忙，只不过坐观绍武小朝廷成败而已。郑成功如此行为，居然用拥护已经灭亡的隆武朝廷为名，而实际上就是不服任何势力节制，名为明臣实际上却并不听永历帝、绍武帝乃至鲁王调遣，可以说不臣之心昭然。

　　此时的郑成功只不过是个招讨使，又有什么资格接受什么谤书？难道以招讨使身份在幕僚之中还能设有御史之类的言官？所以这箧谤书根本什么也说明不了，只能证明郑成功此人内心颇为阴暗，处心积虑的贬低别人、拔高自己，而实际上却对抗清复明未尽纤毫之力。
　　退一万步讲，作为兵强马壮、安稳踞守一方的郑成功，又有何藉口和理由去指斥为了抗清复明而被迫漂流海上的鲁王政权？难道按兵不动，见朝廷陷于危难而不救是正确的，而奋勇与清兵作战才导致寸土尽失，流离外洋反而是大错特错？
　　鲁王手下的张煌言却和郑成功关系不错。郑成功不愿意奉迎接纳鲁王一行，张煌言就到处给鲁王拉赞助，搞来些进贡鲁王的贡品以渡日。张煌言这个人相对比较单纯，对于郑成功在被封延平王之前，一直都号称隆武朝廷的臣子这点非常赞赏，曾经对人说：“郑招讨使始终为了唐王的隆武朝廷，真是纯为其君的良臣。”而郑成功听说了这事，也说：“张侍郎始终都是鲁王的臣子，和我哪里有什么不同啊？”两人一唱一和，颇为投契，所以相形之下私交比较好。因此张煌言经常会劝说郑成功接纳鲁王，但是并没有让郑成功改变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