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中国经济的焦虑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部分共鸣，不少经济学人担忧中国可能重蹈拉美化陷阱的覆辙，亦即世行（WB）2006年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指的是全球后发国家很难突破中等收入国家档次的桎梏。
　　众所周知，如果我们选择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考量经济总量的指标，一个经济体的顺畅运行需要依赖消费、投资与净出口的配合拖曳，此即人常说的“三驾马车”。按照国际通行的支出法计算口径，GDP=消费+投资+净出口。
　　国民消费是否旺盛？能否持续进行？一般主要看一国劳动者阶层的收入水平，即劳动所得占商品或服务价格的比例是否合理，因为现代社会绝大多数人都是工薪阶层，要靠工资来养家糊口。
　　而实体企业的利润水平则主要决定了社会投资能否持续，因为资本是逐利的。
　　净出口能力则取决于一国的经济结构和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目前，我国的情况大体如何？
　　借用某位天涯网友的比喻来形容，可以总结为：三驾马车疲惫不堪，一架飞机空中危悬。
　　这个比喻的意思是：当前我国的国民消费能力总体上相当孱弱，民间投资萎靡不振，政府投资效率低且难以为继，对外出口也不够给力，经济机器的运转基本依赖于货币政策的刺激。
　　三驾马车是接地气的，而货币政策可以说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飞机。更危险的是飞机在天上负重飞行已久，我们却既没有空中加油的手段和技术，更不敢让它即刻着陆，所以形势是相当凶险的。

　　客观地说，近年来颇具孤注一掷色彩的货币刺激主要是激活了政府投资和以房地产为标志的资本投机，对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的推动效果很有限。勉强力撑GDP增长的政府投资效率不高，投机只改变社会分配格局而不产出任何真实的财富，而且这两个领域的热火恰恰还在起到制造贫富分化和积蓄债务风险的效果，所以“未老先衰”的有关判断确实值得我们中国人警醒。
　　日期：2013-05-14 09:31:04
　　◎左与右的争吵
　　常言道“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然而真实的世界是“人要不思考，情况更糟糕！”
　　就当前民间舆论或者非官方判断而言，主流的看法都是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捏着一把汗、揪着一颗心。但凡冷静的思考者都或多或少感受及判断到中国经济方方面面不尽人意的地方，甚至相对极端些的意见认为：除非得到某种特殊利益，不然，任何人都不可能真心欣赏和赞美当下中国的经济现状。
　　我们的祖先们给我们世代流传下来一个很明智的训示，叫做“居安思危”。现如今发达的西方国家其社会与国民也同样习惯于批判性思维，比如欧美的各阶层对本国当前经济态势与短期前景就普遍持有谨慎忧虑的态度，民众找政府的别扭，给国家挑刺，给自己寻不痛快，2011年秋季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属于典型的表现；美联储当前也对是否终止QE（量化宽松）的刺激政策持谨慎态度，欧洲方面则主动调低了2013年的经济展望预期。

　　中国民间的“居安思危者”也在不断发出他们的声音，以唤醒或警示自己的同胞们，并试图拿出化解经济困境、走向兴盛的药方。由于对政治与经济的基本理解不同，我们现阶段观察到的最显著或者说最具代表性的意见与主张可以归结为左与右两大派别。
　　比如，客居香港的卢麟元先生，这位享有新左派新锐理论家的经济学人，就积极主张前进方向左转。新左派的显著经济主张是否定计划经济模式却相信公有制主导的优越性，反对官僚主义却支持一党制和中央集权，拥护对外开放却强调民族经济与自力更生。卢先生在传统媒体和网络上都发表过很多文章，在指出和批判（这个词现在是中性的，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前的中国语境中那个代表完全否定的标准含义）中国经济现状的不足乃至错误的同时，他理想中的经济形态当是以强化国有制、民生优先、捍卫经济独立为基本支柱，希望保持公有制的胎记，并将修正升级后的公有制经济的魅力呈现给世界。新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何新、杨帆和张宏良等。

　　当代中国的右派实际上当称呼为中国自由派。这一阵营中声音最响亮的是中国经济学人的著名老前辈，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茅于轼老师。茅老是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者，虽已耄耋之年却不遗余力地倡导经济自由主义，强调市场至上和小政府与大社会的组合。另一位元老级的改革开放理论先驱，吴敬琏老师也是“右派”的旗帜性人物，两位老人在国内经济学界都享有极高的声望。中国自由派实际上信奉的是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力主宪政与自由，赞同经济全球化，但避讳谈论社会公正，特别是忽略个体于经济权利上的平等。这一阵营的著名学人还有资中筠、胡星斗等。

　　日期：2013-05-14 09:35:41
　　◎第三路线　
　　除了比较醒目的抱团论战的新左派与中国自由派，还有不少立场独立、视角独特、思维创新、个性鲜明的思考者也在体系性地探讨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未来出路。
　　这里我们选取两位属于独立阵营的佼佼者来体会他们思路的风采。
　　长安射天郎是近年来很受关注的一位体制外经济学人，其研究方向可谓相当前卫。在《GDP先生的讲述》这本著作中，射天郎老师充分地展示了他对发展经济学的理解，系统地批判了当代中国GDP至上倾向的狭隘性，并提出了若干补救中国经济的思路。在其另一部流传甚广的网络著作《福利密码》中，长安射天郎更是系统而全面地摆明了他对未来中国的期盼或者说是信仰与价值观原则。他崇尚的是盛行于欧洲发达国家的现代混合型经济体制，即民主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模式。这种现代社会经济形态强调以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为主导，辅之以有限的政府干预，政府在经济领域的积极作为被严格设置于社会福利保障领域以及德国风格的宏观调控操作。德国式的宏观经济调控与我国政府近年来高举的宏观调控招牌在定义和操作上都是完全不同的。

　　当代欧洲社会风头最劲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推崇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同时，还注重人道主义与国民经济权利的平等，追求和谐的劳资关系，同时限制政府权力扩张与资本利益膨胀。这种前卫的社会经济制度，对国内很多观念保守和视野有限的人群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以至于射天郎老师在《福利密码》开篇就戏言：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恐怕是难以理解和接受他的主要观点的。
　　中山水寒是另一位自立门户的耀眼人物，其代表作是《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来说这位实名易富贤的学人其专长是人口学而不属于标准意义的经济学人。
　　易老师多年研究中国人口问题，在其著作中，观点鲜明地呼吁我国政府应尽快停止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施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他认为：人口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一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应该高于更替率，中国因实行计划生育而出现社会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率的矛盾，长期积累必然在未来导致中国的人口（萎缩）危机，由此将连带引发并发症型的经济发展危机与社会危机。易老师大声疾呼，同胞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危机威胁，因为人口再生产的不畅不仅妨害经济与社会发展，甚至将威胁到国家的安全、中华文化的薪火相传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血脉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