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12-23 11:40:30
　　《十四、山穷水尽》（上）
　　金川战争开始的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西藏郡王颇罗鼐病逝，他的次子珠尔墨特那木札勒（藏文史料通常称他的蒙古名字即达赖巴图尔）继承了王位。
　　满清皇室尽管自己并不搞嫡长子继承制——统观清朝的十二个皇帝，只有尚处于蛮族时期的努尔哈赤是嫡长子——但清廷对于臣下却是高标准严要求，帝国在自己所能控制的疆域内包括内外蒙古各部等，一般都严格按照封建宗法制度推行嫡长子继承，即明太祖朱元璋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大老婆生的最年长的儿子是法定继承人，只有大老婆没有儿子，才从其他妻妾儿子中选最年长的继承。

　　但是，当时颇罗鼐的长子珠尔墨特策布登（藏文史料通常称其藏名益喜策丹）尚在，而这两个兄弟是同母也就是颇罗鼐的大老婆所生，显然按照宗法制度，哥哥比弟弟更具有继承权上的优先级，那为什么反而是弟弟继位了呢？如果参看相关的藏族史料，我们会发现，这简直就是扶苏与胡亥故事的翻版。
　　颇罗鼐的长子珠尔墨特策布登相当有能力，早在颇罗鼐与阿尔布巴争夺西藏主导权的卫藏战争中，他就是父亲的左右手，为颇罗鼐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后，珠尔墨特策布登率军镇守阿里地区——该地是康济鼐、颇罗鼐系统的老巢，无论是康济鼐反抗准噶尔占领，还是颇罗鼐发动卫藏战争，都是从这里起兵的，清廷迅速认可了这一任命，珠尔墨特策布登被皇帝赐予札萨克台吉的头衔，这是清朝为蒙古贵族设立的爵位，虽然位在辅国公之下，但已经属于正一品以上的超品大官。

　　珠尔墨特策布登在任内的表现很好，最突出的成绩是他成功解决了西藏与不丹的争端。从桑结嘉措以及拉藏汗时代起，西藏与不丹就一直处于时断时续的战争之中，到了公元1730年左右，珠尔墨特策布登率藏军越过边界大举进攻，不丹连战连败，最后被迫与西藏签署合约，承认了西藏对不丹的宗主权，西藏当局从此有权干涉不丹内部事务甚至任命摄政王。这项权力延续了近两个世纪，一直到公元1910年不丹政府在英印当局的压力下进行改组，西藏的宗主权才逐渐成了空有虚名，但即使到那以后，不丹的使者还是照常在藏历新年前后来拉萨朝贺。

　　因为儿子在不丹的战功，颇罗鼐在公元1731年被雍正皇帝由贝子提升为贝勒，而珠尔墨特策布登则被提升为阿里公爵，该爵位属于辅国公级别，位于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和镇国公之下，当然是超品大官。珠尔墨特策布登镇守边疆达十多年之久，直到公元1744年才从阿里回到拉萨，这是因为环境恶劣的阿里高原严重影响了其健康，迫使他不得不回来养病。
　　对于珠尔墨特策布登和颇罗鼐来说，长期的分离无疑使得父子间的感情逐渐淡漠，而由于其弟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的存在并深得父亲喜爱，继承权的天平已经偏向了后者，西方藏学家对此评论道：“我们将会看到，由于他长期不在拉萨，使他失去了如期继承他父亲位置的机会。”
　　在颇罗鼐的晚年，为了表彰其十多年如一日的恭顺服务，乾隆允许他自己指定继承人。也许在皇帝看来，这位西藏郡王会按照朝廷约定俗成的惯例让长子珠尔墨特策布登继位，自己的恩典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但没想到的是，弥留之际的颇罗鼐竟然宣称长子的身体太差，提出由他的二儿子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继承自己的统治权和爵位，金口玉言的皇帝不好反悔，只好答应了这个将死的老人。
　　这个违反惯例的安排无疑让世人议论纷纷，甚至一位当时正在西藏的欧洲传教士也写道：“中国皇帝指定益喜策丹（珠尔墨特策布登的藏名）为其父死后的继承人，但颇罗鼐却比较喜欢他的次子。”在这位神父看来，颇罗鼐所谓长子身体不好只是个借口，更主要的原因是珠尔墨特策布登是个虔诚的黄教徒，他经常身披袈裟念经拜佛，“对僧人至少表现出是表面上的热情”。
　　尽管号称藏传佛教格鲁派即黄教的护教法王，但颇罗鼐私下里却信仰藏传佛教宁玛派（现在俗称红教）早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除了个人偏好之外，还由于权力分配的原因，他晚年与黄教僧侣阶层的关系极为糟糕，七世达赖喇嘛成了他玩弄于股掌的政治傀儡，各大寺院也被他打压得抬不起头来，甚至一直有谣言认为，颇罗鼐之死正是达赖喇嘛率领黄教僧侣们恶毒诅咒的结果。

　　与崇佛的哥哥恰恰相反，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是个“尚武的、坚决的、傲慢的人”，欧洲传教士认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颇罗鼐不仅非常喜欢他的次子，而且坚信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掌权，会比可能成为僧侣手中工具的哥哥更有出息。”
　　果然，颇罗鼐刚刚去世，继任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就与七世达赖喇嘛闹得水火不容，前者甚至拒绝后者到父亲葬礼上念经祈福，只是在驻藏大臣傅清的强烈干预下，藏王才不得不撤销反对意见。乾隆也意识到了西藏局势的复杂性，他对珠尔墨特的行政管理能力表示担忧，写信要傅清务必留心观察，尽量缓和藏王与达赖的关系，同时要求他引导新藏王继承其父的施政纲领：“颇罗鼐更事多，黾勉事中国。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幼，傅清宜留意。如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思虑所未至，当为指示。”

　　这位傅清，正是乾隆孝贤皇后和傅恒的二哥，当时以满洲正黄旗副都统的身份担任驻藏大臣。此人在历任驻藏大臣中属于干练的能员，接到皇帝的指示后，他立即进行部署。
　　首先，他请颇罗鼐的长子珠尔墨特策布登返回西部边境镇守。这位阿里公爵此前一直在拉萨养病，具体症状是大腿疼痛（现在看来极有可能是痛风病），目前已有所好转，公爵答应返回，再度承担起西藏西部的防务大任。颇罗鼐再世时，西藏北部也就是靠近新疆青海边界的那曲一带，一直由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掌管，傅清便借口他已经担任藏王不便负责具体事务，随即让两名蒙古将领接管了兵权。

　　不久以后，我们前面说过的那支准噶尔使团进入西藏朝圣，此时正值金川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屡屡损兵折将的清廷自然怀疑准噶尔人此时进藏，纯粹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神经过敏的乾隆于是要求大舅子傅清对使团要严加监控，一定不能让准噶尔人私下里和叛军接触。
　　西方藏学家写道：“因此，当有报告说准噶尔使团回去的路上突然出现上千名可疑人员游荡，北京方面自然大吃一惊，于是大批公文来来往往，大规模地进行调查。”但最后，帝国政府却尴尬地发现，此事查无实据，完全是无稽之谈，虚惊一场之后只得悻悻罢手。
　　为了防微杜渐，乾隆干脆下令，此后严禁与准噶尔人往来，并指示驻藏大臣傅清和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合作监视，再不让准噶尔人进入西藏。此举其实就是变相的闭关锁国，它有利有弊，一方面确实断绝了准噶尔人对帝国内部尤其是蒙古和西藏的影响，而另一方面，清廷从此对准噶尔两眼抹黑，一直到乾隆十九年即公元1754年，准噶尔汗国下属的杜尔伯特部三个名字都带策凌的首领叛逃清朝，乾隆才知道这个曾经强大的对手陷入内乱已达十年之久，早已外强中干不堪一击。

　　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傅清在拉萨任期到了，返回内地改任天津镇总兵，后来又升任固原提督。傅清留下的驻藏大臣之职，则由前四川巡抚纪山接替——由于与当时的川陕总督张广泗不和，老张参劾他组织后勤不利，皇帝便将他调到了西藏。也就在同一年，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在藏北举行大规模狩猎活动，肆无忌惮地屠杀野生动物，此举引发以“不杀生”为信条的正统佛教徒们的强烈不满。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