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阵的双方，一个自然是清廷，而另一个则是不甘心放弃权力的苗疆土司们。这场战争进行得极其残酷，一直到乾隆元年也就是公元1736年才算结束。期间仅在黔东南地区，清军就“共毁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阵斩万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万五千有奇”。湖南凤凰（今湘西州凤凰县）、永绥（今湘西州花垣县）和乾州（今湘西州吉首市）这三个地方，原本有四千苗寨近四十万人，等到战乱平息之后，减少到只剩下一千二百苗寨和十一万人，也就是说四分之三的人口将近三十万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损失掉了。

　　在这场战争中，张广泗的表现极其出色，屡建战功，深得清军主帅鄂尔泰的赏识，仅一年时间，他就由知府提升为“署贵州按察使”，相当于代理副省长兼政法委书记。一年之后的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由于张广泗等人的大力镇压，云贵的“苗乱”暂时被清军平息下去，在鄂尔泰的大力举荐下，张广泗因功被雍正破格提升为贵州省的一把手即巡抚，相当于省委书记兼省长，并“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该职相当于中纪委名誉副主任，清代都察院有左右两套官职，其中左职如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等为实职，而右职则通常是给督抚大员们加衔的虚职。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云贵被清军征服的广大苗族地区，被授予了一个专有名词——“新疆”，该词当时与帕米尔高原东部那片广袤土地即西方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毫无关系，而是“新开辟的疆土”之意。直到公元1757年，清军彻底征服准噶尔汗国，平定大小和卓木之乱后，在乾隆的命令下，“新疆”这个名词才由云贵苗族地区，转移到现在的那个自治区所在土地的头上，皇帝对其如此命名，据说是取这片汉唐西域之地“故土新归”的意思。

　　雍正九年即公元1731年，在宰相张廷玉的建议下，雍正发动了对准噶尔汗国的远征，北路清军主力经由外蒙古方向对敌人本土进攻，名将岳钟琪以宁远大将军的头衔担任西路清军主帅，驻扎在今天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哈密一带，而此前在苗疆战功卓著的张广泗，则在另一位宰相鄂尔泰的推荐下，以正红旗汉军都统的身份担任了西路军副统帅，率领四千清军配合作战。

　　但没想到的是，随后发生的和通脑儿（在今天蒙古国的科布多附近）之战中，准噶尔大汗噶尔丹策零亲自出征，在大小策零两位名将指挥的蒙古铁骑，以及瑞典人训练出的准噶尔“包沁”炮兵团的联合打击下，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率领的北路清军几乎全部覆没。这是清准历次战争中清军损失最惨重的一仗，大批清军将领阵亡，除了一堆将军、都统外，其中还包括一名叫做阿哈硕色的不起眼的佐领，此人就是和珅的爷爷，也就是说，这个大贪官竟然还是烈士子弟。

　　如果不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女婿、外蒙古喀尔喀郡王策凌在额尔德尼昭（位于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西部的蒙古帝国旧都哈拉和林）拼死一战，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勇气，夜袭准噶尔军营并大获全胜的话，很可能整个外蒙古就不再归清朝所有了。史载此役准军败得极其狼狈，完全可以与合同脑儿之战中的清军匹敌，当地的河水都被人血染红，丢弃的辎重和牲畜塞满山谷，汗王噶尔丹策零以及主将小策零仅以身免，要不是周围的清军将领过于谨慎不敢主动出击，准军极有可能“一骑不返”。

　　在这个紧要关头，与北路清军的大悲大喜相对照，岳钟琪率领的西路清军的表现，却完全可以用碌碌无为来形容。此前，曾在西藏和青海多次上演千里奔袭好戏的岳钟琪，曾向雍正建议趁着准军在北路与傅尔丹纠缠，西路清军应该长驱直入突袭乌鲁木齐，一举杀入准噶尔的腹地，但这个大胆计划被皇帝斥为“轻进”而遭断然否决，胤禛要求岳钟琪“勿贪功前进，勿坐失机宜”，只允许他进行有限的出击。也许已经感觉到雍正对自己存有猜忌之心，岳钟琪此后表现得越发谨小慎微，凡事再不敢做主，所有军事行动都要先请示皇帝才施行。

　　可是，新疆与北京相距好几千公里，真要有军情急事，来回请示哪来得及，等皇帝批复下来，黄花菜都凉了。也该着岳钟琪倒霉，期间准噶尔人对他的防区发动了好几次袭击，尽管手握将近三万军队，但老岳没有得到皇帝指示，不敢自行决定，西路清军进退失据攻守混乱，结果导致哈密等清军控制区遭受了很大损失，本来就爱鸡蛋里挑骨头的雍正对其越发不满，多次下旨斥责，而这反而又给岳造成了更大的压力。

　　胤禛的宠臣鄂尔泰敏感地抓住了皇帝情绪的变化，他立即上书弹劾岳钟琪“专制边疆”的种种恶劣罪行，以及他“智不能料敌，勇不能歼敌”的不称职行为。见宰相已经带了头，满朝文武纷纷落井下石，一时间弹劾岳的奏章雪片般堆到雍正的书桌上，而其中表现最活跃的，正是岳钟琪的副手、同时也是鄂尔泰铁杆心腹的张广泗。
　　（待续）
　　日期：2013-09-06 16:03:59
　　《三、临阵换将》（下）
　　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张广泗痛陈“钟琪张皇刚愎，号令不明”，自己的主官性格上执拗，业务上无能，不仅在“调兵筹饷、统驭将士”等方面存在着“种种失宜”，而且张还隐隐约约地暗示，岳很可能有“矫诏”也就是假传圣旨的行为——“题奏奉到谕旨，临时宣传，莫测诚伪”——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大罪啊。
　　尽管最后因这一事件，岳钟琪不仅丢了官而且险些送了命，但如果我仔细琢磨一下，也许会发现情况并不像表面那么简单，鄂尔泰、张广泗等人掀起的这场风波，矛头表面上直指岳钟琪，但实际上真正的目标却很可能不是岳，而是鄂宰相的政治对手、另一位宰相张廷玉。也就是说，此事大概并非单纯的军事分歧，而是一场政治斗争。
　　要知道，当时对于如何处理与准噶尔汗国的关系，张廷玉是最热心的主战派，而鄂尔泰则是慎重派。这场肯定不能算是成功的远征就是张廷玉向皇帝建议的，而且，担任主攻的北路清军统帅傅尔丹，也是张推荐的，和通脑儿之战败得如此惨，张廷玉似乎责无旁贷。尽管没有证据标明，岳钟琪出任西路主将之事与张廷玉有多密切的关系，但如果两路清军都捅了大娄子，那张宰相肯定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灰头土脸，在鄂宰相面前抬不起头来。

　　果然此事过后，鄂尔泰明显压倒了张廷玉，不仅如此，他还亲赴西北督师，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指挥前线的所有清军。而鄂的心腹张广泗也如愿以偿，顺利接管了岳钟琪的西路军，成为代理宁远大将军，他在任上的表现相当不错，尤其是在鄂隆吉大坂取得一场不小的胜利，斩杀了四百多名敌军，让鄂尔泰很有面子。

　　不久之后的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清准议和成功，两个政权从此二十年间相安无事，基本实现了和平，一直到公元1755年，乾隆发动了对准噶尔汗国最后的攻击。无事可做的张广泗率军班师，他被提升为湖广总督，但新官位还没有坐热，就又收到了调令，原来当年被他平定的苗疆发生了大事，苗人们又造反了，官军屡战无功，朝廷不得不让他再次出马平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