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茅津戎的地望，一般认为其位于山西省平陆县境内黄河北岸，是山西通往河南的重要渡口，其时当为虢国联系下阳（位于黄河以北）与上阳（位于黄河以南）的枢纽。试问虢国岂能容许秦国占领？而此时秦国的疆域位于大河以西的关中，还没有深入到黄河以东地区，劳师袭远占领该地无异于飞地，又有何用？所以笔者个人估计，茅津戎的地望应位于山陕交界的风陵渡附近——即大河由北向南折而东向的河曲。位于大河转弯处的是芮国，秦国早在宪公时期就干涉过芮国内政，德公和成公时期芮国两次来朝，可见芮国已是秦国的附庸，其地已是秦国势力所及。因此位于该地以东的茅津戎便成为秦国东越黄河的障碍。但不管茅津戎的地望究竟位于何处，秦穆公此举正是秦国国势东向的信号。

　　但国势东向谈何容易，此时的中原大国称霸的局面已经形成。

　　周平王东迁洛邑王室衰微，中原地区就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在春秋初期，郑庄公曾经小霸诸侯，但郑庄公死后，郑国陷入内乱，从此一蹶不振。周初分封位处中原繁华之地的大国如鲁、卫、宋等，他们只知道生活在祖先的荣光之中，固守周礼不思进取，国势日渐衰微沦落为二流强国。而处于边缘之地的齐、秦、楚、晋四国最初国势弱小，而且为戎狄蛮夷所包围，无时无刻不面临灭顶之灾，这样恶劣的环境反而激发其斗志积极进取，采取灵活多变的政策，终于发展为东西南北四个超级大国。

　　四强之中率先崛起的是楚国，周初分封时只是子爵小国，其封地在丹阳（位于今湖北秭归附近），当时是一片荒山野岭，而且与秦国一样也是东夷部族之一支，因此在周庭并不受待见。据说在周成王时，天子会盟诸侯，楚国先祖熊绎被周人当做蛮夷之君，而且像对待下人一样使唤来使唤去，被天子派去看守庭院外的火堆，这激怒了楚人。熊绎回国后励精图治，筚路褴褛（坐着柴车，穿着破烂的衣服）、披荆斩棘，率领族人在茫茫荆山开垦荒地，时不时还遭到周边蛮族的骚扰，楚人就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开始了其创业历程。到春秋初年，楚国国力强盛，横行肆虐于江汉之间。公元前704年，楚君熊通擅自称王，就是楚武王，与周天子分庭抗礼，到他儿子楚文王时，迁都于郢（今湖北江陵附近），攻打蔡国俘虏蔡君，大有北进中原之势，这个庞然大物是当时中原诸侯的最大威胁。

　　当时的中原诸侯群龙无首，大家混战不休，而且各国内部窝里斗，以庶代嫡的情况时有发生，面对戎狄及南方楚蛮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怎么办，需要一个有威望的老大来号令天下，整饬秩序抵抗四夷。但周天子自从东迁洛邑之后，其势力仅限于伊洛平原，其实力与一个中等诸侯差不多，已经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第一个代替周天子充当世界警察角色的是齐国的姜小白。
　　齐国是姜太公的封邑，位于泰山以北以营丘为中心的一片盐碱地，《盐铁论?轻重篇》记载:“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而且旁边还有一个邻居——莱夷虎视眈眈，太公在立国之初就与莱夷展开了殊死的搏斗。由此可见周人宗法体质确实独啊，非姬姓诸侯大都被歧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即使像姜太公这样功勋卓著，也被封到了偏远蛮荒之地。但这些都是客观条件，不是你贫穷落后的原因，关键看你如何应对。中国人就有一个万能的借口——人多，动不动就拿人多来说事。殊不知欧洲小国瑞士不但国小，而且境内基本是山地，人口也很密集，放到我们中国简直没的活，但人家不但活下来而且还非常富裕。还有新加坡，国内连淡水资源都没有，但人家也发展为“东亚楷模”。韩国与朝鲜国土面积差不多，韩国人口4000万，朝鲜人口2000万，按中国人的逻辑，朝鲜应该比韩国更富裕。任何客观条件都要一分为二去看，有利也有弊，关键看如何趋利避害，说白了国家贫穷落后就是人不行，体制落后，立国精神虚伪而卑鄙黑暗。姜太公不愧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经济上齐国虽然土地贫瘠，但靠近大海，兴工商鱼盐之利；政治上他并没有固执地恪守周礼，而是因俗而治选贤任能，其政治与周礼相比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俗话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齐国的国运自然蒸蒸日上。齐国渐渐发展成为东方大国，令周天子不得不刮目待之，在武庚三监之乱时期，天子不得不借助齐国的力量，给予齐国在东方有征伐之特权而加以笼络。但齐国与周人的蜜月期不是永恒的，周人毕竟对东方这个异姓大国不放心，时不时干涉人家的内政，周夷王时天子烹了齐哀公而立哀公的弟弟胡公，引发了齐国内部的动乱，但并没有中断齐国的大国国运。

　　公元前685年，姜小白上台，就是齐桓公。他抛弃前嫌任用大政治家管仲，要作老大就需要有一面旗帜来号召大家，管仲为齐国树立的旗帜就是“尊王攘夷”，就像今天的美国高举“自由人权”，中国高举“社会主义”一样。
　　周天子虽然威信扫地，但毕竟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尊王不但可以匡扶以周礼为准绳的正义和秩序，而且也可以藉此号召笼络以姬姓为主体的中原诸侯。攘夷则把与中原诸侯杂居的戎狄部落包括南方的楚国当做大家共同的敌人，其宗旨在中原诸侯看来无疑是正义之举。
　　齐桓公是春秋时期第一个大哥大，老大就是有老大的气魄，其所凭籍的不但是强大的国立军力，更包括“尊王攘夷”这面光明正义的旗帜，让大家心悦诚服的受其领导。在“尊王攘夷”的指导下，齐桓公也确实做出了不少政绩——帮助燕国讨伐山戎深入到遥远的孤竹国（据说位于辽西），而且还把齐国的一块土地无偿赠给燕国；打退狄人的进攻帮助卫国和邢国复国；帮助鲁国平息内乱；率领诸侯联军讨伐质问楚国，与楚军对峙于昭陵，虽然没动手，但毕竟遏制了楚国北上中原的态势。

　　就在齐桓公雄霸中原时期，晋国也迅速崛起，发展为北方强国。晋国是叔虞的封地，位于今天山西省汾河流域。关于唐叔虞的身份，一说为成王之弟，一说为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是天子的近亲。但最初的晋国远不如鲁、卫那样被封到中原肥沃之地，其地远在大河以东，戎狄出没。《左传》记载：“晋居深山，戎狄与之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
　　但如此恶劣的环境却造就了晋人务实的性格。因晋人所处的河东本为“夏墟”，有大量的夏代移民居住而且又混居有大量的戎狄部落，所以周初晋人的立国之法为：“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即沿用夏代的制度兼采戎狄的土地政策，该国策具有因地制宜的特点。与鲁、卫等姬姓诸侯相比，晋国的周礼意识相对薄弱，其对周边戎狄不但不歧视，反而加以怀柔笼络，民风中也渐渐染上了戎狄的习性。到春秋时期，晋国的国君贵族常常与戎狄通婚，如晋献公、晋文公、赵衰等都娶了戎狄之女生了高智商的混血儿，促进了民族融合。正是这种务实机变的国策，使得晋国日渐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