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之世间竟有如此多的犯人，倒不全是社会治安有多遭糕，而在于这个所谓汉之极盛的时代，是一个全民“被犯法”的时代。东方的法律是刑法，主旨就是皇帝单方面的对人民使用暴力。因此中国帝王习惯于将天下人的私产，视作一已的私产。尤其是汉武帝，光是用兵，一年就要开销几十百亿钱，为了巩固新的地盘，还得大规模移民屯边，动不动几十万百姓迁过去，他们的吃喝拉撒也全由国家包下了，这么个折腾法，一年四五十亿钱的财政收入根本吃不消，何况还要治河赈灾，还要兴土木弄鬼神，巡游天下，给自己造八宝山。一来二去，文景之治留的那些底子早就精光了。钱从哪来呢？民间已被逼得“产子辄杀”了，武帝又将手伸向了上层社会，宗室王侯、豪强地主和富商大贾无一幸免，连官吏也不放过，榨钱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最出名的有两手：一是将卖盐、卖铁、造币这三个最来钱的门路，实行国有化，剥夺私人的经营权，改为官营。这不仅打击了商人，也影响了商人背后的利益集团，被后世儒家扣了个“与民争利”的大帽，骂了两千年。但这所谓的“民”是升斗小民吗？无论如何，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中国要在短短几十年中干出那么大的伟业是不可能的。另一项政策是“算緍”，根据商人、富豪们的财产多少，按比例征收财产税。这一税法今天西方人还乐行不疲，不过，性格酷烈的汉武帝对它兴趣不大，它的出台，不过是为“告緍”铺平道路：以防止瞒报、少报财产为借口，鼓励民间检举揭发，以借机没收商人、富豪们的全部财产-----这才是合乎武帝胃口的。正是此种背景下，酷吏大显身手。酷吏的特长就是把没罪变有罪，再最大限度的株连。最后搞得全国“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两汉四百年间，酷吏中的一帮子极品，像王温舒、义纵、宁成、杜周、张汤都集中出现在武帝时代，这绝不偶然的。仅以杜周为例，其“一岁至千馀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廷尉及中都官诏狱至六七万人”。而铸钱的打击面尤其大，因“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官府抓不胜抓，最后武帝不得不“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另外仅自首免死的还有一百多万人。

　　通过这一系列的国有化政策，中国的私有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商人、富人、豪民整个阶级的遭受“被犯罪”待遇，而武帝人财两得。尽管历史名家范文澜认为，正是武帝严重打击豪强、商贾势力，延缓了他们兼并百姓的趋势，才使武帝晚年“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然而，东方的人治体制，固然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正事方面显示出巨大威力，但皇权的一手遮天，造成了全民对国家的过度依赖，天下之人几乎都为皇帝一人而活着。没有独立人格和维护自我权利的意识。至于中国商人作为一个阶层，其命运或许只有希特勒时代的犹太人才可以相比。私有制经济和民间资本几千年逃脱不了皇权的手心，无法成长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群体。

　　当然，这属于文明的基因的范畴，不是武帝所能解决的，武帝之所以是历史上的“雄主”，不是他不喝人血，而是喝血归喝血，做事归做事。
　　日期：2012-11-02 12:15:37
　　此次出征，李广利手下真正的作战部队，是“属国六千骑”，这才是远征的主力。
　　所谓“属国骑”，皆是跟随浑邪王一起归附汉朝的匈奴牧民，降汉后被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等沿边五郡，充当抗匈的屏障，史称“五属国”。虽系异族，但在武帝良加慰抚恩养之下，忠诚度比一般汉族军人还高，在对匈战争中甘做开路先锋，对自己的匈奴同族大砍大杀、穷追不舍。少年将军霍去病生前特别信任这些“荤粥之士”，与之一起饮马瀚海，谈笑蹴踘。霍少麾下，立功封侯者有五，匈奴人居其三，堪称汉家之鹰犬。 因此使用亲汉的少数民族军队作战，成为后来的趋势，到东汉成为抗御外辱的主流，用东汉朝廷一句腹黑的话说，所谓“夷胡相攻，无损汉兵者也”。相比当年赵破奴不过700轻骑平定楼兰。如今一次派出六千匈族精骑，这已是刘彻对大宛的极大重视了。

　　太初元年，这支匈奴马队与汉族劳改犯步兵组成了一支奇特的混成远征队，集结在敦煌西边的玉门关。他们将从这里誓师出发，向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挺进。自前121年霍去病河西大捷之后，广袤的河西走廊就纳入了大汉的版图，而河西走廊的尽头-----敦煌，就成为汉民族新的西大门。不管后世如何非议，武帝留给后人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文景之世的匈奴何其强盛，“据河、山之险，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强”，武帝用兵不过十年，自河西到河套，再到林茂草壮的阴山，汉军尽“斥夺广饶之地”，打得匈奴人“远走亡匿漠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望见阴山“过之未尝不哭也”，国力大衰。而汉族的生存空间得以大大延伸，从此“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其中河西走廊尤其重要，汉人占此要地，得以“隔绝羌、胡，瓜分其援”，匈奴失羌则势力更弱。且河西土肥水美，适合耕牧两宜，成为汉人的“新大陆”，汉武在此建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个郡，自“酒泉列亭障至于玉门”。并移民实边，很快建设成人烟兴旺之地。那时的河西，可不是今天苍凉荒莾的样子，而是景致迷人，水流充沛，生态秀美的塞上江南。据祖先的描述，延绵不断的祁连山与焉支山上，那时林木参天，覆盖着茂密的苍松翠柏，盛产密香、青木香等沁人心鼻的良林美材。山脚下分布着广袤的绿洲、平原，“水草茂美、宜畜牧”，到处花香袭人、鸟鸣啾啾，难怪匈奴人会哀叹“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

　　然而，当李广利们站在新的出发点上，却没有这么豪情而诗意，出发的气氛很可能是紧张而沉重的，因为一出玉门关，就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漠。许多人很清楚，眼前是一条不归路。往昔征匈奴，百日就得回师，否则不劳匈奴人动手，疾疫和饥饿就可搞死大半支军队。而此次出兵，遥遥无期，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还乡。出发的时间又正处秋末之际，这倒不是赶点赶上了，很可能与古人对时节的讲究有关：春滋万物，秋掌刑杀。要说还真应景，伴随着大军迤逦出关的，是漫天飞舞，嗡嗡震耳的蝗虫。丰功伟业的背后，是连年的穷兵黩武、横征暴敛，以及生产的破坏与人口流亡。这一年，蝗灾大起于关东，并从中原一直弥漫到敦煌塞外，规模罕见。这是大自然在向汉廷发出的警告。然而，“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蝗群却挡不住武帝扬国威于四海八荒的决心。

　　汉代武功虽盛，但当兵真的很杯具。
　　同样是搞征兵制的国家，古希腊、罗马，以及古印度的士兵都有固定工资可以拿，堂堂大汉的士兵却无分文之饷，想赚钱得偷空去社会上做佣工，政府仅仅供应口粮和冬夏两季衣服。 汉兵的单兵口粮标准是每月“三石三斗三升”，约相当于今天51市斤的样子，当时士兵又很难吃到肉和油水，这点粮食不一定能吃饱。按制度，罪徒身份的士兵口粮还要低三分之一。更不要说退役后还享受类似于罗马老兵们领取份地、退休金等福利待遇了。所以来自社会底层的汉兵是不可能具有希腊、罗马军人那种强烈的公民意识与责任感的

　　何况，终日行进在寂静无声，一望无边的旷野中行军，意志再坚强的部队也会崩溃的。好在路上还有几千名属国骑士们可以打打“草谷”。他们大概是队伍中最欢乐的部份了，无需为搬运辎重操心，只管骏马轻骑，跑在队伍前面。那时的边关一带活跃着成群的野马、野鹿、黄羊和野骆驼，骑士们大可追驼猎鹿，为枯燥的行程增添不少乐趣，又为部队提供了宝贵的肉食。据当时记载，汉军骑兵受胡人“北狄诸国，皆马上奏乐”的影响，行军中必鼓吹奏乐”。此番怎会少了这项娱乐？所到之处鼓角震天，笳箫齐吹。雄壮的节奏，豪迈的旋律，也为沉闷乏味的征途带来了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