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9-12 13:25:34
　　云游，听上去多么浪漫的一个词汇，可是对于我来说，是我所要面临的第二道生死关，与乞讨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与先前父母的突然病故，家庭的分崩离析以及自己的衣食无着相比，此时的我显得更多无助与茫然。在当时，还有二哥陪伴在身旁，还有乡邻刘继祖、汪氏老母、赵氏干娘相助。此时，我要孤身一人上路，那些不确定的因素会在茫茫前路等待着我，甚至会随时夺走我的性命。
　　在那篇仅有千字的《皇陵碑》文中，我详细记录了这次云游淮西的生死之行：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西风鹤呖，俄浙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日期：2014-09-12 13:25:55
　　很多年后，已经成为九五之尊的我对这段经历还是念念不忘：十六、七岁的少年，没学历又没手艺，吃饭成了我的最大问题。如果投靠亲戚的话，穷人结下的都是穷亲戚，自足尚且不能。就算有一两个富亲戚，穷家破业之人只会自取其辱，遭人家白眼。早晨赶路，突然看到有人家的烟囱冒烟了，我就赶紧上门乞讨，去晚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到了夜间，要找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休息。远远看见前面有座古庙，就赶快走几步，拖着疲惫的身躯踉踉跄跄投入庙中。我常常倚着高高的山崖，望着天空中皓皓明月，听着猿猴凄凉的叫声，想起死去的父母，自己就像是失了魂魄，到处游荡。刺骨的寒风，传来凄厉的鹤鸣，突然霜雪降临人间，整个人就像一株被风吹得飘忽不定的野草，而内心深处就像是一锅烧开的热水。三年的生活就像是浮云飘荡，十七岁的少年长成二十岁的壮年。

　　漂泊的江湖生活拓宽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更重要的是磨砺了逆境中求生存的本领。可是这个时候的我毕竟还是一个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来到寺庙是为了能够不被饿死，出去云游也是为了活着。
　　当一个人的身份越来越模糊，意味着这个世界已经将自己无情地抛离。对于像我这样的浮浪者而言，只能以死亡或流散来逃脱暴虐统治所加诸身上的压榨剥削外，往往也采取不正常的或绝非自己所愿的对抗方式。那就是个别零散地变为匪盗，或集体公然起来造反。
　　一个人的生存受到威胁，而不得不逃亡，那已接近了变为匪盗的边缘；匪盗汇合啸聚到了相当数量，那就很快会变质为犯上作乱的队伍。
　　日期：2014-09-12 13:26:41
　　有人曾这样描述像我们这样的游民：在脱离了主流社会后，我们就会失去自己的角色定位。我们是无根可依，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我们没有地位，失去了社会最起码的尊重。我们常常不以为非，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很少有是非黑白的价值观念。
　　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需要掩饰的观念和性格，在我们看来，根本就没有掩饰的必要。在当权者看来，我们的血液里天生就流淌着难以抑制的反社会倾向。而这种倾向，是随时可以引爆的易燃品。
　　至正六年（1346），我曾经返回家乡祭扫父母，由于灾情不减，寺院的住持拒绝让我回去，只好继续漂泊。直到至正七年，云游四年后，我才返回皇觉寺。这时候的我和四年前已经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一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智方面更加成熟；二是云游经历让自己更大范围地接触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眼前的孤庄村太小，而孤庄村外面的世界很大很大。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外面究竟漂泊了多久，太阳升起又落下，落下有升起。从至正六年（1344）离开皇觉寺外出化缘，直到1348年才又重新回到濠州。我在外面整整漂泊了四年。或者说，我在外面讨了四年饭。饱尝了人世间的白眼与斥骂，每天问自己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下一顿饱饭在哪里？
　　日期：2014-09-12 13:35:01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外面究竟走过哪些地方，只知道有村过村、有寨穿寨，遇到城市，就到城市里面多呆一段时间，因为城市总比乡村要富裕，有饭吃的机会更大。在一个城市里呆得腻了，就想法子去找下一个城市。我在四年的化缘生涯中，曾越过许许多多的州县。离开皇觉寺后，我先到的是合肥，然后转向西，到过固始、光州、息州、罗山和信阳，再向北转，到过汝州和陈州，最后由东返回，经过鹿邑、亳州和颍州。　　

　　我在外面游荡了四年，经过那么许多的地方，到底吃了多少人生辛苦，已经很难计算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的收获应该大于苦难。如果说，以前的我，就已经没有什么困难能够使他屈服，那么，经过四年外出游荡后，在我朱元璋眼里，天底下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之为困难。
　　从至正八年（1348）到十二年（1352），我又在皇觉寺生活了四年时间，相当于今天的孩子读完大学本科四年。我的学习内容，无非是佛教方面的基本知识。以当时濠州钟离的贫穷，皇觉寺的简陋，当地人文化素质的低下，皇觉寺只是藏身、混饭吃的场所，不可能有多少佛经供我修行所用。
　　就在我为了能够混口饭吃，暂时寄居于佛门净地之时，外面的世界已经如同一锅鼎沸的水闹腾开来。从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颍州的白鹿庄起义，到至正十二年（1352）三月，在这短短的十个月时间里，北起黄河，南越长江，东际濠、泗，西抵荆、襄，鄱阳、洞庭之滨，浙西、赣南之地，红巾军遍地游走，一副末世狂舞的乱象在整个中华大地蔓延开来。当时许多像我这样走投无路的贫民为了能够保住最后的生存底线，拼死也要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

　　这时候白莲教在民间组织的影响力已经有所显现，白莲教也称作白莲社。他们所信奉的宗教教义，实际上就是明教，也就是摩尼教的教义。摩尼教所宣传的理念是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到来，口号是“明王出世，天下天平”。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初三，颍州（今安徽阜阳）的白鹿庄聚集了三千人，他们头裹红布，手持刀枪棍棒，聚义造反。领头者是颍州刘福通和颍上人杜遵道、罗文素、韩咬儿等人。
　　至正十二年（1352）正月，定远的地方大户郭子兴也于当地举兵。周边数万贫民闻风而动。郭子兴聚众烧香，成为当地白莲会的带头大哥。一个多月后，起义军攻克濠州，郭子兴自称元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