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红了眼的赌徒可以神奇翻盘，但那只发生在电影或者传说中，现实生活里，又有几个红眼赌徒生还?交大昂立继续下跌着，我的生活继续朝不保夕，我的心灵坠落在那很深很黑的井底，那么孤独，那么惶恐，我希望有人或有什么其他的，来拯救我。就在那时，我偶然联系上了我们大一时的辅导员，他早在我们念大二的时候就辞职离开学校，碾转好几个地方，如今在北京开了家小公司，正好需要信任的帮手，对于我有勇气辞职，他十分欣赏，愿意接纳我，于是，2002年1月，我告别成都，去了北京。

　　之所以离开成都，还有个原因是我父母终于知道了我离婚和辞职的事情。纸是包不住火的，尽管我小心隐瞒，并假装说简潞公司派她去了外地分公司工作，但我其实也明白，用不了多久父母便会发现端倪。只是我没想到，这事对我父母的伤害，会那么大，母亲为此大病一场，后来她对我说，她最难过的，不是我离婚，而是我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房子，失去了立足之地。可这一切已经无法改变，我也深感无法面对父母，离开一阵子，让时间使一切慢慢平息，也许是唯一的办法。

　　没有钱坐飞机，只好坐火车硬座北上，未过秦川，天就黑透了。蜷缩在椅子里一觉醒来，已入河北。隔着透明的玻璃，感觉奔跑的不是列车，而是原野。一月的北风像一只粗暴的手，不由分说剥去了原野的衣饰，显露出苍白的躯体，华北平原在冬季的清晨里裸奔，肌肤有些衰老。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公司在“燕东园”一幢旧楼第三层，员工加上我也只有四个，也都住那里。“燕东园”在中关村附近，这里有一些类似危房的旧楼，比如我们住的那幢。我的床靠窗，如果是白天，从窗口望出去，蔚蓝的天空仿佛挂在树枝上，是与南方不一样的色彩。阳光很亮的时候，树枝的影子很薄，鸟飞过的时候，就像从窗户的玻璃上滑过去一样，是与南方不一样的美。

　　楼下有一小片荒芜的林子，有一些篱笆，还居然有一些竹子。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户外运动场，有单杠，双杠，健骑机，甚至还有一个秋千。我们通常总是很忙，中午的时候，如果太阳很好，我就喜欢忙里偷闲坐到那秋千上。几乎没人跟我抢，因为即便中午，气温也在零下一度，大家都躲在暖气房子里，没人出来。
　　我不怕冷，我总为没有雪而失望。北京乃至整个华北的冬天寒冷却并不湿润，空气中缺乏水分，以至于无法形成雪花，这种干燥的寒冷，使我彻底放弃了一度有过的长期居住在北京的想法。
　　没有雪的寒冷比不寒冷更让人惆怅。雪是冬季的精灵，从失去到失去，从遗漏到遗漏，它的缺席使整个北京黯然失色。幸亏还有冰。一个上午，我穿过北大去海淀路送货，经过一片草坪，发现喷过水的草坪里，很多草叶上都凝固着透明的冰体。而未名湖的水面则早已结了很厚的冰层，我踩着冰面，直接横穿了未名湖。当时，湖的一角有个天然滑冰场，一些学生正在滑冰。我不会滑冰，但喜欢观看。我看到很多笑容在比我更年轻的脸上流连。我知道，所有的笑容迟早都会枯萎，但我祝福所有的欢颜都多驻留一些时间。我还知道，即便枯萎也可以成为一种标本，如同脚下那些枯萎的荷花的茎干，它们就凝固在湖面冰层里，成为巨大冰面的一部分，相比于一些永不流血的伤口，它们是幸福的。

　　我所送的货，其实就是盗版光碟。在那之前，我以为老师事业很成功，以为他开的是家正规的高科技公司，但实际上，那仅仅是个黑作坊，不仅与高科技无关，连公司也算不上。老师也曾是个心比天高的人，所以他才会辞掉大学教职。然而所有心比天高的人似乎往往都不会很顺利，他奋斗了几年，并没有奋斗成马云或丁磊，却奋斗成了一个做盗版光碟的小作坊主。这并非合法的生意，因此只能偷偷摸摸地搞，也因此他只能找信任的老乡或学生当帮手，所以才会那么远地喊我过去。不过，他从不让我插手太多，只让我送送货，以及从网络上接洽买主。起初，我以为他这是不够信任我，但最后我才知道，他这样，是为了保护我。

　　做了半年，一天，老师突然对我说，最近打击盗版越来越严厉了，担心出事，决定洗手不干了。他分给了我五万元钱，说实话，远远超过了我的心理预期。那时，中关村做盗版碟的黑作坊并不太少，规模做得大的，甚至向全国发货，利润可观。但老师做的只是个小作坊，即使有赚，估计也不会太多，在包吃包住的前提下还给我五万，而我并没有真正出什么力，实在令我受之有愧，正要推却，老师却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接下吧，什么也别说，我们这作坊过几天等我把机器处理了，就要撤了，你明天早点走，在北京另外找个正规点的工作，争取干出点名堂出来。你还年轻，不要象我这样。”

　　随后，我们去买了两小瓶红星二锅头，买了些花生米和牛肉干，回来喝酒。喝着喝着，老师突然流泪了，他说：“风往哪里吹，草就要往哪里倒。年轻的时候，我曾经以为自己是风，可是最后，无数次撞了南墙，我才知道我们原来都只是草。”
　　那时我还年轻，心中还洋溢着豪情，因此我并不太赞同他的话，也并不太理解他的感伤。我安慰了他几句，而后各自回房睡去。第二天，他很早就叫醒我，让我带上本来就不多的行李，去中关村其他地方找出路。我当时想，老师也许不想让我熟知行业秘密吧，于是识趣地离开了。九点多，银行刚开门，我就将那五万存进了卡里，心里突然涌起一种有钱之后的安全与幸福，在2006年牛市到来后的日子里，我尽管炒股赚到过远远多于五万的收入，但再也没体验到2002年夏天，那五万元所给予我的强烈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我在北大小南门外的“海淀旅馆”，租了个床位。每天25元，是我所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住处。四人睡一个房间，正是盛夏，没有空调，甚至风扇也是坏的，热得一塌糊涂。我每天白天去找工作，或者去上网，晚上才回来睡个觉，但合适的工作却并不那么容易找到。一周过去了，我忽然很想回“燕东园”看一看老师，但当我走到那里，已是人去楼空，我问了楼下的老婆婆，她说，“你不知道啊，丨警丨察前天来查了，你们那个当头儿的，好象被抓了。”我当时脑袋一下就懵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赶紧离开。

　　大约两年过后，我才辗转得知，老师那次独自把所有的责任都扛了，他被罚没收入，并关了一年。我用过无数种方法想联络上他，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老师就像一滴水滴入了河里，又像一缕烟飘入了空中，再也寻不到踪迹。
　　可是，如果我找到他，又能说些什么呢？对老师，我充满了惭愧，因为在那年夏天，我什么也没能为他去做。虽然，我是很想很想去救他的，但我在北京没有任何熟人，连询问老师被抓去了哪里，也不知该向谁打听。我从没像那时候那么清晰地感到自己的渺小与无能为力，甚至自身都是泥人过河。
　　回到旅馆，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混浊的空气像蛇一样钻进我的肺里，使我艰于呼吸。2002年7月底的那个夜晚，我彻夜不眠，回想起老师说过的那句话，我也曾经以为自己是风，但其实，无论是在股市，还是在现实生活的其他每个角落，我都仅仅是风里的草，甚至连草也算不上，只是风中微弱的烛火，随时可能被吹灭。
　　第二天清晨，我做了一个决定：回成都去。我对自己说，我要把理想戒了，就像别人戒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