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机关单位里，大家都在有意无意地占公家的便宜，打电话还是小事儿，更主要的是报销医疗费。在97年，很多事业单位就已经开始限制医疗费报销额了，我们单位还没限制，由于大家都预期将来机关单位报销药费同样也会受限，因此有一种“只争朝夕”的看病情结，没事儿就往省委大院对面的“省直第五医院”跑。尤其是老同志，一个月报销的医药费起码上千元。一大家子，只要有一个人在机关单位，全家人生病都“靠山吃山”。比如老童，尽管他的确是个很厚道的好人，但几乎每周都要去一两趟医院，每趟都像逛超市似的采购一大袋五花八门的药品，口里还念念有词：“别的咱不敢跟领导比，这治病总得一样积极吧？”

　　刚进单位时，我不仅很少去开药，而且还对用公家电话打私人电话感到有些不安，如今，这些都逐渐心安理得了。机关是个染缸，互相感染，互相壮胆，互相无意识地协助对方麻木。其实，一切的好坏全在于比较，有了比较就有了心理平衡。看着别人用公家电话煲长途电话粥，我想，至少自己打的是市话，于是也就没有什么愧疚了。
　　然而女人总是罗唆，简潞在电话里总是絮絮叨叨的，使我的电话每每还是拖了不短的时间。“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我要挂电话了。”每次我这么说，简潞都要不高兴，哼哼叽叽的，说：“你这么不热情，哼，怪不得都说男人得到了就不懂得珍惜。”我只好陪个笑脸，继续哼哼哈哈一阵。
　　一天下午，蒋处长突然召集全处的人开个小会。原来，上午部领导联席会议上，部长提到了如今部里有一些处室，用公家电话打信息台。其中，我们处有80元的信息台电话费。查了号码，是老童和我那间办公室的座机打出的。
　　我委屈地说：“蒋处长，我可一个也没打啊。”蒋处长没说什么，只说，我们也不追究具体是哪个同志打的了，那80元钱，我们已经主动从处里的那点私房钱里贴补了。不过，以后千万不要再打了。
　　小会散了之后，大家各自回了自己办公室。我坐在椅子上，有些沮丧。天地良心，我确实一个信息台也没打过，不过，他们办公室就我和老童，连我也觉得，老童是不大可能打的。当然，处里的三个办公室，彼此之间都互相有钥匙，不排除别人甚至离休的老田悄悄进来打信息台的可能性，然而，至于吗？
　　想到堂堂的机关单位，一群处级干部，却为了80元的信息台电话费偷偷摸摸，我突然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压抑，不为别的，而是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十年，或许二十年后，或许我也会成为一个副处长，但那时我也和如今的他们一样大约四十多岁了，成为一个不再有激情的中年男人，甚至为了80元电话费动小心思，这该多么令我绝望……我更加清晰地感觉到，这真的不是我要的生活。

　　或许人生总是东边不亮西边亮。相对于单位里的沉闷，股市里我却颇多惊喜。3月底20元出头买的海尔，到了5月7日就29元了，我喜滋滋地卖了，每股赚了8元多，连老童都十分惊讶。其实，在今天看来，我这样的新股民之所以能赚得很顺，原因是新股民普遍胆子大，敢于追高，敢于紧跟热点，而老股民则普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面对主流热点巨大的涨幅，往往思虑太多，贻误战机。

　　那时，我甚至生出了一点对老股民的轻视来，觉得老童他们这么多年股票简直白炒了，完全没想到自己会在多年后，重复老童他们的轨迹，重复一茬又一茬“韭菜”几乎是必然的命运。
　　日期：2011-04-18　13:38:39
　　为使第15章修改得更完善，现将第15章的全章修订稿粘贴于此:
　　15，海尔
　　看了几本投资书后，我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决心完全按自己的分析，买一只股票。稀里糊涂赚钱的广电电子，说到底是老童推荐给我的，所以虽然最终赚了钱，我却并没有太大的成就感，我渴望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去赢得胜利。

　　那时，涨得最好的是长虹，因为涨幅已经极大，我自然不敢买了，想想投资书籍上所说的所谓“比价效应”，我翻来看去，发现同样也生产家电并且名气相近的青岛海尔，价格却比长虹低很多，总体涨幅也小很多，于是，三月底，我将卖了广电电子所回收的3500元，加上自己的年终奖和近几个月省吃俭用新攒的3000元，一共6500元，全部买了海尔。买价大约是20元零5毛左右，买了300股。

　　虽然只有区区300股，但6500元已经是我那时的全部，而且又是自己分析后所选择的股票，我的对股市的关注度自然大大增加了，每到星期六，早早买回厚厚的《中国证券报》，因为上面有全部股票的近期K线图，后来更狂热之后，我觉得报纸上的K线图显示的时间周期太短，于是不辞辛劳地在白纸上自己画K线，并将很多张白纸连在一起贴在墙上，以此查看较长周期的股票走势。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十分耗时费力，每天我一下班就埋头画K线，越来越觉得股票的曲线甚至比女人的曲线更令人着迷。

　　就在那时，简潞也找到工作了。一家能解决成都户口的小公司到川大招聘应届毕业生，尽管公司很普通，但在1997年，能给外地生源的毕业生解决成都户口，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有好几百人去竞争那一个文秘职位，简潞脱颖而出，被招了进去。尽管工作并不很令人满意，我和简潞依然雀跃万分，因为这意味着她毕业后能在成都落户，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从那时起，简潞更粘我了，每天都要和我通电话。我们设了个暗号：每次她想我给她打电话时，她就找个公共电话亭，给我办公室打电话，电话响三声，她就挂掉，然后再响三声，再挂掉，这便表明，是她打过来的。于是我按约定不接，然后用办公室电话给简潞打过去，这样可以节省她的话费。
　　其实，在机关单位里，大家都在有意无意地占公家的便宜，打电话还是小事儿，更主要的是报销医疗费。在97年，很多事业单位就已经开始限制医疗费报销额了，我们单位还没限制，由于大家都预期将来机关单位报销药费同样也会受限，因此有一种“只争朝夕”的看病情结，没事儿就往省委大院对面的“省直第五医院”跑。尤其是老同志，一个月报销的医药费起码上千元。一大家子，只要有一个人在机关单位，全家人生病都“靠山吃山”。比如老童，尽管他的确是个很厚道的好人，但几乎每周都要去一两趟医院，每趟都像逛超市似的采购一大袋五花八门的药品，口里还念念有词：“别的咱不敢跟领导比，这治病总得一样积极吧？”

　　刚进单位时，我不仅很少去开药，而且还对用公家电话打私人电话感到有些不安，如今，这些都逐渐心安理得了。机关是个染缸，互相感染，互相壮胆，互相无意识地协助对方麻木。其实，一切的好坏全在于比较，有了比较就有了心理平衡。看着别人用公家电话煲长途电话粥，我想，至少自己打的是市话，于是也就没有什么愧疚了。
　　然而女人总是罗唆，简潞在电话里总是絮絮叨叨的，使我的电话每每还是拖了不短的时间。“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我要挂电话了。”每次我这么说，简潞都要不高兴，哼哼叽叽的，说：“你这么不热情，哼，怪不得都说男人得到了就不懂得珍惜。”我只好陪个笑脸，继续哼哼哈哈一阵。
　　一天下午，蒋处长突然召集全处的人开个小会。原来，上午部领导联席会议上，部长提到了如今部里有一些处室，用公家电话打信息台。其中，我们处有80元的信息台电话费。查了号码，是老童和我那间办公室的座机打出的。
　　我委屈地说：“蒋处长，我可一个也没打啊。”蒋处长没说什么，只说，我们也不追究具体是哪个同志打的了，那80元钱，我们已经主动从处里的那点私房钱里贴补了。不过，以后千万不要再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