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7-03 20:30:02
　　（更新）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蔡京对这位朝士的荐用，从好的一方面来说，他为帝国不遗余力，挽回了一位遗漏的优秀人才；可是反过来说，他又何尚不是对现有制度的践踏，对社会不良风气的倡导或引领？
　　身为帝国宰相的蔡京，“援引小人，以为朋党；假借姻娅，布满要途”，时人评论蔡京得力之多者，“（余）深为第一，（林）摅为第二”。蔡京与余深、林摅、薛昂之间，“同恶相济，始终附会，指天誓日，而不相负”。蔡京对自己的同党，不断加以提拔重用，可他们的才识学养，却并不能为大家肯定认同。
　　靠着与蔡京结为死党，林摅一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官至兵部尚书，进同知枢密院、尚书左丞、中书侍郎。在崇尚国家要职须由科举出身担当的宋朝，林摅可谓是创造了一个奇迹：未经科甲出身，却坐到了宰执的位置。而这位朝中大佬，一路也在职场之中，闹出了不少笑话。
　　崇宁四年，时为翰林学士的林摅出使辽国，因奉蔡京的秘密使命，欲“启边衅以邀功”，气宇轩昂的林大使态度傲慢，对辽国大为不逊。时辽国新建了碧室，如同宋朝的明堂，也即是现在人民大会堂之类的建筑。在宴席上，辽国的伴使附庸风雅，举令说出了一对上联：“白玉石，天子建碧室”，请林摅对下联。
　　辽国伴使的上联，是一句嵌字联，前半句的白玉石，对应着“天子建碧室”的碧字。林摅想了半天，终于出对说：“口耳王，圣人坐明堂”。结果上使受到了蛮夷的奚落，辽国伴使说：“奉使不识字，只有口耳壬，即无口耳王”。辽国伴使指出，林摅下联中“圣人坐明堂”的圣字，它的结构是口耳壬，而不是口耳王，说大宋使者不识字，分明是在嘲笑他腹中草莽，缺少才学。

　　大观三年，集英胪唱贡士，时为中书侍郎的林摅，奉命唱进士第。可林摅不识甄盎的名字，把甄盎改名换姓叫成了“坚快”，一时朝堂哄然，传为笑谈，连徽宗也不由得笑着问：“卿误邪？”
　　靠着攀附蔡京，薛昂也是官运亨通，官至尚书右丞、尚书左丞、门下侍郎。但薛昂的腹中，其实是缺少才学。《宋史》记载，士子中有人引用《史记》、《西汉》之语，薛昂动辄将他们“黜之”。不学无术，却能身居高位，薛昂在大宋朝一样也是个奇迹。
　　薛昂主张王安石的新学，据说与新党大佬王安石，还有着极深的“渊源”。有一次薛昂与王安石同坐，两人闲聊无事，于是用围棋赌诗。结果一局棋罢，薛昂棋不如人，当赋诗一首。可是薛昂搜肠刮肚半天，依然吟不出一词半句来，看着薛昂一脸的宭相，王安石于是急人所难，代诗一首解人以围，时人传为笑谈。
　　因为靠着蔡京提携，才有了自己的辉煌前程，薛昂因此对蔡京，是说不尽的谄媚与寡耻。薛昂为体现对蔡京的敬重，居然让全家为其避名讳，“平日媚事蔡京，无所不至，举家为（蔡）京私讳其名。（薛）昂语误及‘京’字，即自批垂其口。”这样生动传神的场境，活脱是一副小人的真实嘴脸。
　　蔡京自己为相，也是靠着宦官的奥援。当年他出贬杭州，靠着与奉旨出访的童贯勾兑，终于登上了宰相的宝座。投桃报李，为相后的蔡京，极力举荐童贯出任监军一职。通过军功，童贯从此飞黄腾达，兼领枢密院，两河宣抚使，最后贵为广阳郡王。
　　徽宗末年，宦官执政，朝政已是一片混乱景象。童贯“擅武柄，主庙算”，梁师成“类古辅政者”，国家的将相之任，文武二道都已由宦官掌控，宰相执政、中书门下，几乎全成了奉行文书的朝廷办事人员。

　　帝国的朝政，已经由宦官掌控，士大夫们的前程命运，也就拿捏在了他们手中。此时巴结讨好宦官，已经蔚然成风。“士夫相习成风，皆以附丽内待为荣”。“政和、宣和所除宰执，尽出其门”。王黼官居当朝宰相，居然呼梁师成为“恩府先生”，“每父事之”；李邦彦讨好宦官，因而平步青云，直至为相；王安中为官尚书左丞，作诗露骨吹捧梁师成。此外，还有盛章、宋昇等一大批寡廉鲜耻之辈。造成帝国政治的混乱场面，蔡京又何尝不是其中的始作蛹者！

　　为了升官发财，士大夫不但寡廉鲜耻，巴结讨好宦官，官员之间也是勾心斗角，争权夺位。蔡京与赵挺之、郑居中、刘正夫等人先后任相，相互之间亦是打击排挤，各使心计。张康国一度曾是蔡京的党羽，出任知枢密院，可后来为争夺相位，不时与蔡京磨擦顶撞，不久便仰天吐舌而死。有说是张康国之死，是蔡京暗中派人投毒所致。
　　不仅仅是官员之间，为了权力利益而争夺，蔡京的家庭内部，也是兄弟相争、父子反目。为了报答童贯的上位，蔡京先是和自己的弟弟蔡卞“兄弟为参商”。蔡卞极力反对重用宦官，认为“贯略无所长，异时必误边计”，蔡京于是在徽宗面前极力诋毁蔡卞，兄弟两人终于手足成为了陌路。
　　蔡京晚年，他的大公子蔡攸因为投靠有术，早已自成门派，成为了徽宗的亲信。蔡攸不但与自己的父亲争权夺利，“父子如秦越”，宣和七年蔡京复出，蔡绦依仗老爹擅权用事，蔡攸嫉妒加上愤恨，联合白时中、李邦彦告发蔡绦，竟要求徽宗将其亲兄弟处死。蔡攸随同童贯到父亲家里，逼蔡京辞职，蔡京却说，“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以上恩未报，此心二公所知也。”左右上下，听说蔡京竟然称呼自己的儿子蔡攸为“公”，不由得暗中窃笑。其实这样的场景，正是他们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真实写照。

　　日期：2013-07-03 21:01:09
　　（更新）
　　大宋崇宁三年，此时的赵宋王朝，正处于一个和平盛世，如同是张择端笔下的《清明上河图》，或许是陈寅恪老先生所指的造极之世。这时候的大宋王朝，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繁华，是富裕，是一片兴旺繁荣的盛世景象。然而，在这富丽堂皇的表象背后，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北宋亡国的诸多因素，都已在这里悄然萌芽。
　　处于历史时局中的人，崇宁三年所发生的这一切，或许会觉得平淡无奇，甚至是漠然无知。然而，徽宗与蔡京的“坐而论道”，正是他们崇尚奢华，追求享乐的发仞之始；铸当十大钱、夹锡钱，也是为满足欲望，巧取豪夺民财的开始。国子监增设画学，是他们随心所欲，按照个人喜好执政的昭示；看过了铸九鼎、作大晟乐，对于后来的大规模崇道，也就会丝毫都不觉得希奇。河湟开边，昭示着后来的燕京之殇，童贯的开始重用，也就有了未来的宦官当政。惩罚元佑党人，改变科举制度，致使士大夫们寡廉鲜耻，官员之间勾心斗角，徽宗末年的朝政乱象，也就从这里找到根源。

　　“当其初起之时，谁也不注意，以后越走越远，回视作始之时，几同隔世”。诚如胡适先生所言，崇宁三年发生的这些事，当初谁也不会注意。然而，经过山河重拾，宋人惊魂甫定之后，回首往事，早已是天上人间，几同隔世。胡适先生的感慨，也许只有在经历亡国之痛的人们，才会在心头引起共鸣。
　　需要一提的是，崇宁三年三月二十四，在黄河以北，距离都城东京二百多公里的汤阴，一户普通农家的小院里，传来了孩子落地时的哇哇啼哭声。这家农夫姓岳，这个孩子，就是后来让金兵闻之色变，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岳飞。
　　历史似乎就是这样的诡谲。当一个帝国暮气日盛，正在渐趋没落，走向黑暗之际，一个拯救民族，挽狂澜于既倒的精灵，也已经呱呱而生。一方面，是积重难返，如同日落西山；一方面，却是朝气蓬勃，如旭日东升。也许，这就是古人所谓的道，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负阴抱阳，天地万物，就是这样的不断演化中，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