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6-15 20: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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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京成为宰相之后，恩泽民生的善政还有：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
　　居养院，这是宋朝收容贫民的慈善机构。宋代以前，仅管有寺院这样的社会组织，设置过收容贫民的场所，但是由官府组织，从制度上予以完备的社会救济机构，则是从有宋一朝开始。居养院是为鳏寡孤残，贫困无助的贫民给予救济的慈善机构，专门为他们提供衣食和居住生活的场所。居养院由官府提供财政，给予“常平米”，差官卒充当其中的管理人员，配备专职人员烧水煮饭，料理膳食，还有人给予裁制衣被。居养院设施齐全，冬季给房间提供木炭，夏季搭有凉棚，内部的日常生活器具涂饰金漆，提供的被褥全用毛毡和棉帛制成。对妇女儿童，还配备有女使和乳母。居养院提供给居养人的生活标准：每日给稻米或小米一升，钱十文，十一月至正月再加柴炭费用五文，儿童相应减少一半。

　　居养院的设立，无疑是帝国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它是在崇宁时期，由蔡京上奏，徽宗赐名之后在全国广泛推行。
　　与居养院的慈善性质完全相同，安济坊也是个收容穷人的救助机构，不过，安济坊收容的对象是病人。安济坊是“养民之贫病者”，它为贫穷的疾病患者，有病无钱医治的患者提供帮助。
　　安济坊收容的病人，它的给养待遇和居养院一样，也是每日给稻米或小米一升，钱十文，十一月至正月柴炭费用另加五文，儿童相应减半。但安济坊中另加一项医药的开支，“钱米依居养法，医药如旧制”。安济坊的组织相当齐全，不仅有病房、有医生，而且还有日常管理人员，有厨师、乳母和使女，“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衲衣絮被。州县奉行过当，或具帷帐，雇乳母、女使，糜费无艺”。

　　日期：2013-06-15 20:5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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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济坊的财经来源，主要也是由官府提供，“安济坊应干所需，并依鳏寡乞丐条例，一切支用，常平钱斛看详”。但安济坊还有个另外的经济来源，是绝户的财产，“及以户绝财产给其费”。绝户老病身无所依，安济坊给予他们人性的关怀，而他们留存下来的财产，则可以福泽更多的患者。
　　安济坊的设立，对于身处社会底层，最为孤苦无助的人，给予了人性的关怀。也让他们在弥留人世之际，体会到人世间的温馨。这是帝国政治良善的一面，也是皇恩浩荡的具体体现。这样的善政，也为后来的历代王朝所推崇，世世传承。

　　另外，安济坊的设立，对于疾病的防控，减少疾病的互相传染，也有不少好处。古人医疗条件简陋，医术尚欠发达，安济坊将传染的病源控制住，这对保障百姓的身体健康，显然是极为的有益。安济坊的这一功用，已为时人所见识，开封府吴居厚在上奏时提出，“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
　　从安济坊亡故的病人，死后则送到漏泽园埋葬。漏泽园是由官方提供的，用来掩埋贫困无以葬者，或是客死暴圳之人。漏泽园的建立，客观上对环境卫生的改善，防止疫病流行，具有积极的意义。
　　比较有意思的是，蔡京推广漏泽园，恩泽竟也能反哺到自己。“京之卒，随行使臣为蒿葬于漏泽园，人谓得其报”。如果不是当年自己种下的福田，死到临头，蔡京还真有可能是死无葬身之地。这一点，怕是当初蔡京推行这些善政时，所不会想到的。
　　蔡京在宰相的任上，大力推行的善政，历史不应该将其匿没。推动社会的文明，赞化百姓的良善，这正是历史赋予史学家、政治家的职责，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源泉。仅管有人认为，蔡京对这些善政良政的推广，有沽名钓誉，“结士誉买觅人情”的心思在里面。但历史的向善，自古就不是那么挑剔，“论心世上无完人”，只要能使人心向善，社会文明进步，历史自当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日期：2013-06-16 18: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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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京为相，对于元佑旧党，无疑是一个噩耗，简直是如同晴天霹雳。
　　崇宁元年七月初六，蔡京在刚任命为相的第二天，便提出“焚元佑法”，开启了对旧党的报复打压。
　　接下来，蔡京把朝中的大臣，上上下下彻底捋上一遍。元符三年，徽宗在嗣位之初，曾经下过求言诏，肯请大家建言献策。当时有582位朝臣应诏上书，对熙宁、绍圣之政的利弊，各自评述自己的观点。蔡京因此将这些臣僚的章疏，分门别类，细细加以检阅，以此作为甑别各人政治立场的重要依据。经过鉴定之后，蔡京将这些人分为正邪两个阵营，各列为三个等级。而列入邪上、邪中、邪下三等的，自范柔中以下，竟然达542人。

　　崇宁元年九月，蔡京又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元佑旧人，“等其罪状，谓之奸党，请御书刻石于端礼门”。这便是史称的“元佑党人碑”。
　　列入奸党的党人成员，因此被罢去食俸，外放到各州军编管，并勒令不得同在一州居住。
　　所谓“编管”，这是宋代对官员处罚的一种制度。官员被贬谪流放到远方州郡，编入该所在地的户籍，并由地方官吏严加管束，称之“编管”。
　　这还不够，蔡京对旧党的打压，后来更进一步的深入。凡是上碑的党人子弟，不得与宋朝宗室结亲，已经定了亲还没有举行过仪式的，全部取消；不管有无官职，一律不准在京城居住。京城四周各处设立盘审点，对党人子弟予以严加监控，凡有私自入京的，监审人员与党人子弟同罪。
　　蔡京张扬起新党的旗帜，把党争作为打击政敌，排斥异己分子的工具。朝臣上下，只要是与他意见不合的，就被拨拉到旧党的阵营。
　　章惇、曾布，本来和旧党并无瓜葛，只不过两位大佬，曾经影响了蔡京的为相，结果十分有幸，被请到了“元佑党人碑”中。
　　张商英，曾经的盟友，曾经是蔡京拜相之时的制诰人，史说张商英的制辞极其褒美，对蔡京充满了赞誉。但是后来的为政过程中，因为与蔡京有了权力利益上的冲突，结果曾经的同一战壕中的战友，也有幸被划入到旧党之中。
　　时人对蔡京宣扬的新党路线，颇有异议，认为他“阴托‘绍述’之柄”，是借王安石新政的名义，挂羊头卖狗肉。

　　说到“阴托”，好象哈耶克对这个问题，曾经也有过评述。哈耶克说，那些打着集体主义纲领的政治家们，为了达成他们的目的，总是将这些说明政治理想的词义进行篡改。“语言的意义逐渐被剥夺而文字则变成了空壳，失去了任何具体的内容；它们既可以表示一件事物的正面，又可以表示它的反面，它们之所以被使用，仅仅是因为仍然附着在它们身上的感情联系”。
　　照哈耶克的解释，这些“阴托”、篡改的行为，便是***批判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看来“阴托”，大搞修正主义，这是古今中外皆已有之，这倒正应了那句民谚：不要听他们说什么，而应该看他们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