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8-16 09:03:47

　　四十六 曹公的最后时光
　　219年继魏讽之乱之后，我一接到调令，即火速赶往了曹公大队。此时形势非常，我既不能使曹公认为我有所恋栈，也当以他的事为第一。
　　我父亲正是在这年去世的，但因为当时的形势，我和三弟都不曾获准回家奔丧，更不用说守孝，这件事想起来至今大憾。然而忠孝不能两全，此身此时既然为曹公所有，我们也无可奈何。
　　在路上，我已经对我新职务的性质，及我需要负担的责任做了深刻的思考。军司马主武事，是魏王的军事高参，曹公当然不是叫我来吃闲饭的，我要求自己这次必须对他起到相当的作用。
　　人臣对于君王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曹公现在最需要有人为他出力，这已经不是我隐藏的时候。既然君王需要我们有用，所以我们该隐藏的也不是能力，主要是志向、野心、势力，没有哪个人会喜欢有野心的臣下，需要无用的臣下，这其中的分寸很微妙。
　　所以当我与曹公会合之后，我首先向曹公提出了一个建议：“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这个问题是我早已想到的，连年战争之下，国贫民困，曹公要想解决国用民用军用，他必须大规模地走向军屯、民屯。
　　这是一个长远而利益无穷的计划，我所以在这时首先把它提出来，是因为曹公在汉中刚刚遇到了这个问题。此次战争的形势虽然严峻，但曹公是一个目光远大，志气高扬的人，因此他立刻对这个建议表示了赞赏，并立即下令制定措施，在所有非战区开始了实施。
　　他总是这么善于行动，即使在那样的情势下也是如此。他的这一长处使我获益匪浅。
　　屯田制曹公早已实行多年，但因为战事频繁所以时断时续，也多有临时抱佛脚的意思，远没有形成长远的计划，切实的措施。魏国的大规模屯田正是从这时候开始走上长远的规划，发展为国策的，但史书所载，经我这个建议之后曹公行之，魏国遂一时“务农积谷，国用丰赡”却是夸张之言。这其实只是一个开端，后面的路还很长，曹公主持下的大规模屯田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曹公只有几个月可活了。

　　这项措施其实真正开始于曹丕时代。
　　然而在随后的军事会议上，我关于这次战争的一个具体建议却没有引起曹公的足够重视，这使我再次看到了曹公的局限。
　　三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识人的高才，我自认也是其中一个，识人用人是每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必备的能力之一，我如果不具备这种能力，同样无以成就大事。
　　我当时对曹公提出的建议是：“荆州刺史胡修粗暴，南乡太守傅方骄奢，并不可居边。”此二人处于此战重地，平时或许可以忽略，但此时如果生变势必动摇大局，然而曹公竟轻轻地将我所指出的这个问题放到了一边。
　　虽说当时形势非常，临阵换将后果不可预料，但曹公至少应对他们事先有所防范，结果曹公到底因这种态度导致了严重后果。
　　此二人在不久后投降了关羽。
　　关羽先是水淹七军，收降于禁，生擒庞德，如今再得胡修、傅芳投诚，更是不可一世。襄阳危机，樊城危机，曹公下辖各郡登时都出现了叛乱迹象，许多义军与关羽遥相呼应，一时间中原整个都晃动起来。
日期：2012-08-17 09:10:43

　　当此之时曹公首次出现了惊惶，因为许都地近樊城，曹公深怕许都有失，献帝落入关羽手中。曹公因此便有了迁都暂避关羽锋芒的打算。
　　曹公已经老了，他完全看不到迁都势必动摇大局的危害，他更忽视了蜀吴之间的利害关系，没看出事情的转机在哪，为此我和主薄西曹属蒋济急忙劝阻献策，说：“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喻权所，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曹公闻言登时大悟。
　　曹公立刻传信孙权，许以割江南之地而封，那孙权果然不欲蜀汉得意，他既与关羽不睦，早图谋荆州，自不愿放弃如此机会，因此他立刻表示愿意效力。
　　蜀吴荆州之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一战的结果是我军利用蜀吴之间的矛盾，运用外交策略，坐收渔利，不但成功地挫败了关羽的进攻，而且也必然使诸葛亮原定的一路向宛洛，一路出秦川的两面钳击中原的计划流于破产。蜀吴联盟就此遭到破坏，需很长一段时间才得以恢复，我们最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荆州之失对蜀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诸葛先生今后也只能走秦川那条路线了，我们的较量其实从这一年就已经开始。我们注定是对手，他注定了终将走向失败。
　　蒋济是我最佩服的智士之一，我们的关系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们都不是张扬之人，性格德性相近，也有些惺惺相惜。这个人在我的后期对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曹公在接到孙权的回信之后，即率军离开了洛阳，我们当时打算的是与孙权联合行动，但是当我们到达摩陂的时候，关羽已经在孙权的抄袭下逃走了。樊城之围解除，桓阶又认为曹公不宜亲出，当自示尚有余力，于是我们就暂时在摩陂驻扎了下来。
　　当此时因为荆州附近地区的百姓在这次战争中都表现出了拥护关羽的倾向，所以曹公对那里的百姓产生了深度的嫌恶。他本打算将他们全部迁走，但是他的决定再次被我劝阻了。

　　我认为：“荆楚轻脱，易动难安。关羽新破，诸为恶者藏窜观望。今徙其善者，既伤其意，将令去者不敢复还。”曹公接受了我的建议，其后“藏窜逃亡者果然都复出归化。”
　　曹公已经能够多次接受我的建议了，即使在心情如此的情况下，这对我是一件绝大的好事。但是这已经对我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了。
　　曹公在那时就已经显示出一些将死的征兆了，他多年就患有严重的头疼病，经常发作，到了此时因为精神过度紧张焦虑，就越发严重。曹公具体得的是一种什么病，我不知道，但据你们说是脑瘤，我不妨就这样认定吧。
　　199年的战争最后变成了蜀吴间的战争，这真是一场有趣的游戏。曹公的身体如此，我们也乐于坐山观虎斗，因此在之后不久，我们就又回到洛阳来了。
　　曹公的病在洛阳曾好过几天，所以他还有心情去看了一下正在重新修建的北部尉官署。重建的命令是曹公在十月份刚从长安到达洛阳时发出的，他非常看重他这个起点，要求将北部尉官署修建得富丽堂皇，大大超过原先的规模。
　　曹公在最后的时光里一定回忆过他的过去，如此他就该当想起过我的父亲。想起我的父亲，他就无法不对我生发某种温情，他对我的这种情感，再加上他最后对我的提升，及我在军司马位置上的表现，都使我不得不再次驳斥某些人的谣言——曹公在最后的时期里绝对不会想杀我。这从哪一点来看都是不可能的，子虚乌有的。
　　曹公再次回到洛阳时已经是220年正月了，他就死在这一年的正月二十三，享年六十六岁。
　　曹公在最后的岁月里还有一件可喜的事情，那就是孙权为他送来了关羽的人头，并上表称臣，表示拥护曹公自立为帝王。曹公私底下心花怒放，但是他嘴上却说了一句：“此儿欲踞吾著炉炭上邪！”他说完这句话就双目精光四射，到处打量。
　　曹公称帝当然不在其时，他要的却是一种态度，因此侍中陈群、尚书桓阶等立刻上奏：“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
　　我当然也不失其时，跟着附言。
　　人得明势，势永远强过个人，只有那些自不量力的人才会自拿鸡蛋去碰石头。我们这不仅是乖巧。

　　在那一刻，我的确懂得了人心和大势的意义，这又是我后来敢于觊觎天下的基础之一。人的一生如果懂得顺势、造势、利用势，他就不患不成。无怪乎厚黑教主将老子的《道德经》树为厚黑学的第一经典。
　　曹公在那之后口上谦逊，却大有志得意满之态，他的神态至今还印在我的心中，我由此相信他的死并不十分痛苦。他肯定预见到了曹丕的作为。
　　曹公的那种心态使我非常震撼，非常迷醉，那时候我心中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做人就当如曹公如此！”这句话吓了我一跳。
　　或许，我觊觎天下的雄心就是自那时滋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