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演义》
第34节

作者: 金鸿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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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1-06-28 12:02:36

  【金鸿视点】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之我见(2011-06-28 11:25:36)[编辑][删除]
  标签: 金鸿视点杂谈 分类: 金鸿视点
  最近,有网络大侠在谈“官二代”、“富二代”的问题,媒体也不时爆出他们令人不可思议的“酷”行,但很少有人去探讨这背后的更深层次的东西,什么“二代”虽然很热,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一代”是怎么形成的,这就是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固化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处理得好,和谐社会;否则,必然最终导致社会分裂,如同泰国之红衫军、黄衫军,你方唱罢我登场,所以还是有必要说几句。

  研究社会分层的源头有两派,一是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理论,由此社会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具备剥削他人劳动的能力)两大阶层,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则要与工农结合,这基本就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社会阶层的划分办法,“阶级敌人”很多;韦伯的观点则不仅仅局限于生产领域,认为衡量阶层地位的三个标准是:权力、财富和社会声望。
  客观的说,改革开放前的划分标准过于简单,政治斗争不去说它,至少解释不了中国的现实,比如知识分子随着专业化分工的越来越细,也存在分化,并非具备一致性利益的群体,有的进入体制内,有的在体制外;有的进入了市场,有的被边缘化。举个名人做例子,何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可以说是属于体制内的人,而且是大红人,可以上达天听,在某些场合是可以代表国家形象的。那个时候我对何老也是很敬佩的,喜欢看他的文章和书,尤其是他接受某美国著名媒体人专访和到古巴访问后的观点,印象深刻,那时侯他是很具有“改革开放”精神的;后来似乎被体制外了,其观点和文风都发生了“巨变”,几乎是“逢府必否”,政府做什么都是不对的,而且观点是语出惊人,令晚辈我很纳闷也很失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他那个时候的文章,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国内对社会阶层的研究大体上是韦伯理论的演化,比如十大社会阶层理论、断裂社会理论、利益集团理论等等。理论的东西就不说了,有兴趣的朋友自己翻书即可。我关心的是中国现在社会阶层的分化是如何形成的,将向何处去。
  一般来说,没有大的社会政治变革,社会结构是比较稳定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基本上是农民的子女是农民、工人的子女是工人、军官的子女是军人,城里人的子女是城里人,社会阶层是很稳定的。当然,因为政治运动而直上直下的也不少,所谓知识青年,尤其是所谓“三种人”,绝对数目也不小,但这种社会阶层的激活成本是很高的,也不符合“择优录取”的选人原则。所以文丨革丨结束后,竟无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可用,被迫“年轻化、知识化”突击火箭式提拔了大批干部,基本形成了现在的高官政治生态格局。有位对官场文化比较了解的朋友说过: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丨革丨后,有“坚强信念”的左派右派都被打倒了,剩下的只能是中间派了,稳健、平衡有余,魄力、勇气不够。只能说是玩笑话了。

  80年代双轨制价格改革创造了利用行政资源获利的机会,虽然出现了部分“官倒”现象,作为获利主要群体的是“撑死胆大”的个体工商户,时为“投机倒把”现为“物流”吧,因为当时的社会整体认识保守,官员中敢干的不普及,由此刺激了90年代初的第一批官员下海潮。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激发的巨大活力,在创造了举世无双的财富的同时,也终结了改革初期普遍受益的格局,原有的社会阶层在利益格局中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事关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了。特别是,已经初步成型的既得利益阶层已经具有了对抗政策得力量,政策取向不仅对阶层分化进行优化困难,甚至任何“好”的政策都成了既得利益阶层反而获利的好机会。

  1992年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理念上是利用市场力量冲击政府过大的权利和政治意志对社会的捆绑,但由于这种转变是由政府推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随着财富的迅速增加,权力的价值也大大增加了,特别是以当时大连最先提出的“经营城市”以及土地批租在全国的普及,其中蕴涵的巨大财富使腐败和寻租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有了极大的飞跃。所以,有学者将“国家、社会管理阶层”列为中国社会之首,公务员招考的火热也说明了其吸引力。但实际上只有占有组织资源或者说权力的部分官员能够得到“溢价”,普通公务员生活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提高,但买官卖官的需求必然强烈了。

  知识分子曾经是臭老九,可谓一无所有,连钱学森都去扫地了,显然该同志干这个比不上家庭妇女,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重新得到了尊重,获得了声望资源,但“脑体倒挂”严重,在市场经济转轨提供的机遇和现实对理想的打击双重刺激下,社会责任或者说知识分子的良知被许多人放弃了,以将知识转变为资本为“己任”。十几年下来,知识分子整体富裕了,但失去了社会声望,尤其是教育产业化使社会良知最后的“守护地”——大学和学术界严重庸俗化、功利化、行政化,“叫兽”“砖家”比比皆是。

  其次是商业、民营企业主的社会地位提升幅度是最大的,财富已经成了评价成功的最大标准,即使高干子女也大部分弃从政而从商,特别是资本市场尤其是PE的巨大利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根正苗红的世家子弟,同时,以上阶层大量进入人大、政协,获得了组织资源。可以这么说,目前中国的官学商一体化联盟已基本形成,赢家通吃!其力量已经可以阻碍甚至扭曲改革了,即使一些出台初衷是改善弱势群体、中低群体利益分配的改革措施也往往变形,使利益流向既得利益群体。

  与上述既得利益阶层(我指的是整体上的)对应,在改革之初,农民收入增加,城乡差距缩小,城市居民利益未受损,但随着改革以城市为中心,农村的资源向城市集中,资金、人力、土地三大最核心的生产要素都是如此,农村必然出问题,三农问题尖锐化了。约2亿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也就从农民中分化出了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不会种田,回不去了,实际上是产业工人的主体;但又没有融入城市,成为市民,风险在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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