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可以简单说说我的审计观是什么样的。我在火车驴拉的时候，见过中国区审计经理几面，那是一个看上去非常精神利落的职业女性，说着一口漂亮的美式英语，平时也开玩笑，但工作的时候大都面容严肃、态度认真。我们曾经有过一次闲聊，聊天的气氛很轻松，但她很认真地告诉我：“你要记住，内部审计的要旨乃是其服务功能，而不是监查功能。从积极的角度优化流程，在问题的早期解决问题，防患于未然，未雨而绸缪，这才是审计师的意义所在。”

　　我对以上观点一直深信不疑，几年的从业经历中也一直以此作为衡量自己勤勉的标准—即我的审计是否真正服务于客户，使之受益于流程的优化。每次客户亲切地对我说，小马，经过你的审计，我们发现了问题所在，经过你的建议，我们明白了如何解决，我都会真切地体会到快乐和骄傲。
　　春节就这样过去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青岛，继续剩下的四周审计。正月十五的晚上行止大姐擅作主张，早早的给我们放了假。大吃了一顿海鲜之后，大姐建议我们到海滩上去放烟花。这几件事情使我对行止大姐的印象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外形上看，该大姐面容娟秀，气质沉静。如果你不挑起话题，她可以一直静坐不语。和我们说话的时候常常细声细语，不带一丝火气。所以后来我们在背后议论，如果谁让行止大姐生了气，动了火，该人一定有被枪毙的理由。这是我先前对其粗浅的认识，但是此次接触得久了，忽然发现她是个极有个性之人。春节前她托我带一个很大的袋子回北京，我出于好奇，偷偷打开来看，竟然是一个小小的煤油炉。后来闲聊的时候我问起此事，大姐淡淡地说道：“哦，那个炉子是我从北京带的，我怕外面的饭吃不惯，准备在房间里面煮粥吃。”这句话尚不足以令我目瞪口呆，她继续补充道：“我还带了两小罐液化气呢。”说到此处我对她的敬仰之情绝对有如滔滔江水，同时也对我国飞机场安检机关的玩忽职守表示愤慨，他们竟然让此人带了两罐液化气上飞机。当然我也对酒店的管理人员表示愤慨，他们竟然允许客人在酒店房间里煮粥。（我们当时驻扎在香格里拉酒店，一住就是3个月，简直像在家里一样熟。有一次我犯了懒，忘了洗袜子，晚上回到酒店之后，竟然发现袜子已经被洗得干干净净的了。袜子旁边还放着一张纸条，大意是服务员看到了我的袜子，觉得它竟然硬得可以站在地板上，实在是很神奇，所以就把袜子给我洗了云云，后面还留了她的姓名。我感激之余，就提笔写了一封信致谢于酒店。此后主动为我洗袜子的人简直堪称踊跃，我甚至得半天换一双袜子才能满足每个人的要求。当时我想五星酒店就是不一样，所以加倍地写感谢信。我想那一段时间该酒店的总经理也要奇怪我竟然可以垄断该酒店表扬信的90%。此举积极的后果是，每天我的房间里都有更新的果盘，隔三差五床上还会出现一只小熊，袜子永远干净得让我舍不得穿，每天出门的时候，那个笑得很甜的大堂副理见到我，还会笑得更甜。看，人和人的关系其实可以搞得很融洽，只要你愿意用点心思。）

　　继续说放烟花的事情。我们一行人鬼鬼祟祟地沿着漆黑的海滩行走，想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放花。—之所以鬼鬼祟祟，是因为我们听说当地政府非常重视环保，如果发现有人在海滩搞污染，就会将该人直接扔到海里。（这句是开玩笑，其实是先用狼牙棒打死再扔到海里。--还是开玩笑，大家千万不要相信。）后来K记的审计精英纷纷动用机智，出主意说，要是被抓到，千万不要供出公司的名字，我们可以说自己是D记的，或者还可以变成学校的学生，向执法人员装可怜。（说到这里又回忆起一桩趣事，当年我们在D记的时候，有一次去西安出差，周末跑到周围的庙里去玩。庙里的规矩是如果出示学生证，门票可以打五折。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派了平日里脸皮最厚的一个同事前去周旋，该人大模大样地走上前去，把D记的工作证向庙祝晃了晃。彼时D记的工作证上面除了照片就只有D记国际四个汉字，其余内容都是英文。该同事便大手一挥，对庙祝说，我们都是D记国际大学的穷学生。那个僧人将信将疑，但看了密密麻麻的洋文也不敢多说话，只好放我们进去。进去之后那位仁兄得意万分，猖狂的样子很让人受不了，我们就吓唬他说，他在佛前居然大打诳语，恐怕要遭雷劈。）

　　一起去放烟花的团队，只有我一位男士，所以我从审计师变成了烟花架子—烟花架子者，足蹬马步，单手擎天，手举烟花是也。我们买了一大捆的信号弹，都是我这样一发一发地放出去的，连着放了半个多小时，我的胳膊酸得都抬不起来了。行止大姐此时变了一个人，一边拍手叫好，一边不停地催我：“快放快放。”仿佛我不用点火，手臂一抬就会有火焰喷出来。这样无理的要求令我非常悲愤--我大半夜地跑到这里来，结果是陪着一帮丫头片子玩耍。尽管如此，我对那一晚还是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想，其实我们活着，本可以每天都这样开心的，但是太多的责任和压力，让我们都很狼狈，那么，这样的美好时光，还是努力记住吧。

　　4月的时候这个项目总算告一段落了，我们回到了北京。但是那个新加坡女人一路追杀到了北京，这次她放过了大姐，直接将魔爪伸向了我。我第一次觉得，我在这个事务所挣扎得如此无力，我想到了离开。
　　在这一方面我一向是个雷厉风行的人，2005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我坐在K记清凉的会议室里，和我的领导坦白了我的想法—我不想干了。其间合伙人与我们领导的挽留过程我就不说了，我觉得不管他们是不是真心地想把我留住，我都很感激。因为他们大方地接纳了我，也同样大方地挽留我。对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兵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在一个叫做信息中心的地方帮忙，干得都是杂七乱八的工作。那里的大姐小妹对我都非常的好，都很善良地安慰我，就算是经理，辞了职，也要在这里呆一个月才能走。我倒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当我每次奉命把杂志报纸送到楼下每个合伙人办公室的时候，全都步履轻盈，心情愉快。我想我通过这样的方式认识的合伙人比我通过工作认识的还要多，这可真是件有趣的事情，这样想来，就干得更有兴致了。

　　我的淮海战役也打完了，写到这里，我的心不由得悲凉了一下。在对三大战役的追忆中，我强迫自己回忆了很多现在已经模糊的细节，包括愿意提及的和不愿提及的。我在叙述的过程中，大都用调侃的语气，里面的甘苦，恐怕只有问心自知了。不过我想，回忆里的很多人，很多事情，都会在我的心里存在很久，我们不能朝夕相处，但却可以相忘于江湖—这也是很不错的结局。

　　我想用我在K记的告别信作为第三记的结尾，直到现在我还认为，那是我近年来写得比较满意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叫做：“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大家好：
　　想了想还是写这封信吧，在这里的几百个日子理应有个完结的交代。我选择了写中文信，英文信可以把酸掉牙的话说得优雅，却无法准确地描画心境。
　　江淹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境界很美，但说得惨兮兮的，我一不是去援藏，二不是去赴死。所以打算写得喜庆一些，说说我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按照赵本山的话说就很简单，昨天我在K记上班，今天办了辞职手续，明天就到新单位报道了。但如果这么说，会有被人砍死的危险，所以不用小崔提醒，我也会多写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