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回写戴宗、李逵再赴蓟州搬请公孙胜，很快打听到他的下落。不料公孙胜有意回避，让老母出面挡驾，声称“孩儿出外云游，不曾还家”。戴宗见状，暗命李逵：“今番须用着你。……他若说不在时，你便打将起来，却不得伤犯他老母，我来喝住你便罢。”李逵于是取出板斧，杀上门去，砍翻一堵墙壁，叫道：“你不叫你儿子出来，我只杀了你！”把那婆婆惊倒在地。公孙胜无奈，只得走出来与两位兄弟见面。——这一段情节，与明前期宫廷戏剧家朱有燉《豹子和尚自还俗》杂剧（下称“《豹》剧”）内容极为相似。

　　《豹》剧叙花和尚鲁智深原为南阳广慧寺僧人，后还俗落草、上山为寇。又因擅自杀害平人，被宋江责打四十大棍，一气之下到清溪港清静寺再度出家。宋江派李逵劝他回山，他不肯。宋江又撺掇他的妻子、老母劝他还俗归山，他依然不听。宋江心生一计，自陈：“今差两个小偻儸，妆办（扮）做客人，去那村里胡索债，到他母亲住处寻些事，打他母亲。鲁智深闻知有人打他母亲，必来救也。我亲自后去，好歹赚他回来。”智深果然中计露面，又因自己打人动粗、破了戒行，只得再度还俗，跟随宋江回山。

　　这两段情节，同是写梁山头目中的僧道人物下山不归，宋江差人多次招徕，最终“文觅”不成，改为“武取”，以武力胁迫其母，终于引出孝子，重返山寨。所不同者，不过一为和尚，一为道士而已。《水浒传》与朱有燉杂剧孰为先后，历来多所争论；不过论辩双方都未提及《豹》剧与小说第五十三回的雷同之迹。我们有必要根据这段新发现，对《水浒传》的创作时间作一番新的审视。
　　一般认为，《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这是根据《水浒》作者之一罗贯中的生卒年代大致推断的。罗氏约生活于公元 1320—1400 年之间，而朱有燉的生卒年则为公元 1379—1439 年。一个人的文学创作活动若由二十岁起步，则朱有燉的戏剧创作，显然是在《水浒》成书之后。而朱氏《豹子和尚自还俗》一剧是根据小说改编，似乎也无疑义。
　　不过这样判断，矛盾之处也至为明显：有人在认定朱剧晚出的前提下，指出朱有燉之所以不肯照小说情节编织故事，乃是由其阶级立场决定的⑨。——现在看起来，这种解释似无必要。因为朱有燉并非不肯承袭《水浒传》内容，他的《豹》剧即是根据《水浒传》公孙胜探母一段改编的。只是朱氏的王爷脾气确实有点古怪：一方面，他不以“剿袭”小说为讳；另一方面，他又摒弃了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等精彩关目，偏要从小说中另觅一位无精打彩的人物，截取一段情趣无多的情节，栽在鲁智深身上。这位艺术声誉颇高的王爷戏剧家⑩，究竟意欲何为？

　　说朱剧晚起，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今本《水浒传》确实写定于罗贯中之手。然而遗憾的是，迄今没人见过这样一部元末明初版的《水浒传》。今本《水浒传》有年代可考的存世版本，只有万历刊本，彼时距明初已有两个多世纪。非但如此，在嘉靖之前的文献中，竟连一条《水浒传》存世的信息也找不到。这样一部精彩绝伦、不容忽视的宏篇巨著，是在其问世近二百年的某一天早上，才突然被人发现、声誉鹊起的。这种怪现象，又当作何解释？

　　当一种推断无法自圆其说，另一种推断也便自然提出。是否有这样的可能：经罗贯中之手“编次”的《水浒传》，并非今天的百回本《水浒传》我们不排除在今本之前，可能已有某个（甚至几个）《水浒》版本问世；也不排除那是个趋于成熟、内容亦颇充实的本子。11该本的存在，曾为今本的最后写定打下了坚实基础。然而与今本相比，该本在艺术上尚未臻于炉火纯青之境，未能给上层读者留下震撼心灵的印象。因而朱有燉在编撰他的“水浒”戏时，完全不必顾及这样一部坊间小说的存在。而相对完美辉煌、并为李开先等所标榜的今本《水浒》，其写定时间则要推迟到朱剧之后。那位后来的写定者在重塑公孙胜形象时，是不难注意到一位本朝王爷所提供的“水浒”新素材的。他把这段发生在豹子和尚身上的新材料，移植到同是宗教人物的公孙胜身上，为这个先天不足的苍白人物增添一点血色，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做法。甚至《水浒传》中再三寻觅公孙胜的情节，也是受《豹》剧情节启迪而安排的，也未可知。

　　此外，朱有燉的另一种“水浒”戏《黑旋风仗义疏财》，演李逵假扮新娘、在洞房痛打害民贼赵都巡，似乎也为今本《水浒》所借取；小说第五回“小霸王醉入销金帐花和尚大闹桃花村”，当即《仗义疏财》故事的变形。——也就是说，今本《水浒传》的写定刊行，应在朱有燉之后。确切一点说，不应早于十五世纪中叶。罗贯中显然活不到这个时候。
　　《水浒传》定稿于更晚一点的嘉靖朝（1522-1567）的说法，其实早已有之12。尽管此说与“元末明初”说同样缺乏坚实的证据，但只要看看元刊平话的简拙幼稚便会明白：在仅隔半个世纪的元末，小说艺术水平及体裁样式竟会发生如此巨大的飞跃，产生出《水浒传》这样恢宏灿烂、完美成熟的英雄史诗，毋宁说是天方夜谭。元末明初衰败的城市经济，未能给瓦舍勾栏注入新的刺激与活力；而在彼时的兵荒马乱之中，也很难容放一位天才作家安定的书桌。只有到了明中、后期，文坛经历了一、二百年的沉潜蓄势，加之城市的繁荣、市民读者群的形成以及造纸、印刷等小说传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文学商业运作机制的进一步成熟，长篇章回小说才有机会迎来它的鼎盛时期。

日期：2012-10-22 23:21:20

　　学术研究是允许假设的。假如今本《水浒传》真的如许多研究者所说，是写定于嘉靖年间，那么公孙胜的“变脸”及发迹，也便不难找到更为直接的原因。明世宗朱厚熜迷信道教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他不顾大臣反对，终日打醮设斋、炼汞化铅，四处寻访异人术士、符箓秘方，把好端端的宫廷搞成乌烟瘴气的大道场。道教徒在宫廷中大出风头、地位骤升。江西贵溪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深受世宗宠信，官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又于城西奉敕兴建真人府。这不能不令人想到《水浒传》开篇对江西龙虎山上清宫张天师的神化与膜拜。而另一位道士陶仲文在嘉靖朝所受礼遇更隆，不但受封“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又因他祈祷有功，特授少保、礼部尚书，不久又加封少师、少傅，位总三孤，灼手可热；其官位之高、提升之速，前后朝臣无人能及13。——这几位骤得美官、平步青云的道教人物，不正是嘉靖朝中的“公孙胜”吗？

　　又假如今本《水浒传》真如某些研究者所说，其成书与嘉靖朝大官僚郭勋有些瓜葛，那么公孙胜的升发，则又可以找到进一步的根据。郭勋是明代勋戚、嘉靖朝权臣，世袭武定侯，后又爬上公爵的高位。他权势欲极重，最善于政治投机。他在“大礼议”中迎合上意，获得世宗的信任。对世宗迷恋道教的宗教偏执，他同样采取曲意阿奉的态度。《明史纪事本末·世宗崇道教》就记录了郭勋奉旨撰写青词、毁除宫中佛殿、佛像等一系列佞道灭佛的举动。《明史》还记载他向世宗推荐道士段朝用，并资助银两以建道场的种种丑行劣迹。

　　郭勋又有“好文”之名，喜刻小说14。《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英烈传》等小说，都出于郭勋府中，一时号称“武定板”。郭勋刻书，往往带有政治目的。如武定府中刊刻的《英烈传》，相传就是他出于褒扬祖上、抬高身价的目的，指使府中门客编撰的。——试思《水浒传》的最后写定若真的出于郭勋的赞助，那么他是决不会放过这个捞取政治资本的难得机会的。在他的暗示下，那位《水浒传》的最后修订者在山寨最高层安插一位道教人物，给小说加上一笔浓艳的道教色彩，以迎合本朝风头正劲的崇道之风；这不正是投机家郭勋合乎逻辑的选择吗？也许，这便是公孙胜在《水浒传》定本中“改换门庭”、后来居上的深层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