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英国人火了。他们想起了小斯当东的话，“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已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尝到甜头的英国人，这次决不会善罢甘休。
　　英国人这次非要让天朝彻底的低下高傲的头颅不可。他们不但要派公使驻京，而且还要对“夷人”的蔑称说“不”。他们要证明的是，他们不是时代的怪物，天朝才是。
　　如果把镜头倒回一个半世纪，在公使驻京的问题上，天朝的确和时代潮流格格不入了。
　　从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威斯特里发里亚和约》开始，欧洲各国互派公使已经成为通常惯例，而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也对外交人员的地位和权利作了详细的规定。至少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社会里，谁也不会为互派使节这样的问题大动干戈。
　　但这种在欧洲极为寻常的事情，对天朝来说却是无法接受的。

　　他们想象中的互派公使是，让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随意觐见皇上？这不意味着高高在上的天朝从此以后就要和这些夷人平起平坐了吗！？夷夏之防断不可开！
　　但英国人终归是有办法的。后来他们觅得一个借口，这就是所谓的“亚罗号事件”。
　　这艘亚罗号船，船东是中国人，船长是英国人，但水手全是中国人。该船在香港注册，悬挂的是英国旗帜，也就是说，归英国保护。这又是一个转型时代的国际化产物。
　　香港被割占后，海上的商业活动大为增加，海盗的生意日渐兴隆。据说该船也参与到其中的海盗活动，所以两广总督叶名琛派人将他们缉拿问罪。
　　本来英国人对海盗活动一向是深恶痛绝，但这次，他们却站在了海盗的一边。英国19世纪著名政治家帕默斯顿的名言，“我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看来，所有的英国人都信奉这个理念。
　　叶名琛却也是个有个性的官员。他的办法是，以不变应万变，对于英国人的交涉一概不予理会，广州也不设防，甚至1856年英国人攻到广州后，向他的总督衙门每十分钟开一次炮，他也不予理睬。
　　这个事实证明，印度的甘地先生不是“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真正先驱，我们的叶名琛总督才是，我们应该把这个荣誉送给叶大人。但是，英国人一贯是讨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所以也不会忌讳对广州使用暴力。
　　正当英国人要大动干戈的时候，印度发生了点小意外，英国人攻打广州的后继部队被派去镇压印度起义了，英国人暂时退出了广州。叶名琛大喜，赶紧向北京飞章报捷，谎称获胜。
　　但谎言终究是谎言，仅过一年，印度事平，英国人又卷土重来，而且，这次还带了个帮手。法国人借口“马神甫事件”，也参与了这场修约战争。英法联合给叶名琛下最后通牒，但叶总督照旧不予理会，他此刻正在长春仙馆里大拜吕洞宾、李太白二大仙，一切军机都取决于乩语行事。
　　洋人终于忍无可忍，冲进总督衙门把叶名琛给逮捕了。后来，这位总督被囚禁到印度加尔各答的镇海楼。到了夷人之地后，叶名琛每日诵读“吕祖经”，并且拒绝洋食，只吃自己和仆人带的食物，最后因营养问题而病死在异地他乡。
　　叶名琛在加尔各答曾作诗一首，后与其灵柩一同送回国内，当时传诵一时。
　　诗云：“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空言一范军中有，其奈诸公壁上观。向戍何心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近闻日绘丹青像，恨态愁容下笔难。”（《镇海楼题壁》）

　　苏卿者，一位被匈奴囚禁数十年而不改志的汉使苏武是也。
　　叶名琛自比苏武，但时人对叶名琛的评价却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古之所无，今亦罕有。”其迂腐至此，虽死何益？
　　广州城陷后，英国人找来了原广东巡抚柏贵，成立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个傀儡政府，这个怪胎居然一直持续了三年半（到1861年才结束）。这才是中国近代史上汉奸的鼻祖呢。
　　但令人奇怪的是，北京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撤免柏贵的官职，而是默认到1859年柏贵去世为止。
　　英法联军随后被上天津，摆出一副战争的架势。咸丰没有办法，只好答应谈判。据说美国和俄国早就串通一气，闻风赶来和英国、法国一起分享了好处。这就是1858年的《天津条约》。
　　本来这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毕竟，咸丰还有一个更为危险的心腹大患（太平军）需要对付。但在1859年英法两国来北京换约时突然节外生枝，甚至酿成大祸。
　　事情的缘由，是咸丰的爱将僧格林沁亲王和英法联军在天津大沽口发生了冲突。据说僧王把英法舰队引诱到一片烂泥滩后，岸上守军用新买的洋炮狠狠轰击了这些洋鬼子，取得了有史以来对外海战的最大胜利，此役光英国人就死伤四百多人，军舰也被毁四艘。
　　这下事情闹大了。1860年，英法联军组成了一支25000人的联军，在英国额尔金勋爵的指挥下，气势汹汹的卷土重来。
　　刚取得大胜的僧王没有把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怪物丑类”放在眼里。他心想，洋人依仗的不过是船坚炮利，姑且先放他们上岸，等到了陆地，我的三千铁骑定把他们踏为肉泥！
　　只可惜冷兵器时代早已一去而不复返了。当时僧王幕府中有个叫郭嵩焘的名士（后来成为第一任驻英公使，也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力谏不可轻易放洋人上岸，僧王不听，无奈之下郭嵩焘只好辞职离去。

　　果然，在随后的新河一战中，僧王的三千骑兵在英法联军的长枪大炮面前，如同稻草一般的纷纷倒下，三千骑兵最后竟只剩下七骑逃回。天津陷落后，北京门户洞开。
　　据说，1860年的六月新河之战前，荧祸星（火星）侵入南斗，星相学对此称为“荧祸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一向被认为是不祥的征兆。但这次，咸丰不但是要下殿，而是要离开北京，就再也没回来了。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初八，本是一个吉利的好日子，但对于咸丰来说，却是一个极为无奈的日子。
　　《清稗类钞》里说，当咸丰带领六宫粉黛从圆明园后门出逃时，年幼的皇子载淳（即后来的同治帝），模仿起宫女们在咸丰泛舟游玩时靠岸的轻歌，“安乐渡！”“安乐渡！”
　　咸丰听到后，伤感的摸着儿子的头说，“今日无复有是矣！”

　　热河行宫是是清朝皇帝避暑的胜地，也是他们要去的地方。但这一次，咸丰远没有祖先们那般风光。他这次来不是避暑，而是逃难。
　　由于出逃时走得仓促，一行人甚至忘记了带被褥，这对于一贯养尊处优的皇帝和后妃们来说，一路上可谓是苦不堪言。忘记带被褥这件事情，后来在庚子年慈禧太后再次出逃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次-----慈禧太后总共逃了两次难，算是经验丰富的了。
　　北京随后被英法联军攻破。 5天之后，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洗劫并焚毁了这个举世闻名的园林。这些强盗抢掠时惊奇的发现，前辈马戛尔尼留下的大部分礼品，包括天文地理音乐钟和火炮，甚至炮弹等，都依旧原样陈列在那里。
　　当在整个欧洲都在为他们的抢劫成果而兴高采烈的时候，维克多.雨果写下了下面的句子。
　　“在地球的一隅有过一个世界奇迹：它叫圆明园，一个特等民族的想象力所能创造的一切几乎都集中在那里…….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大肆抢掠，另一个放火焚烧。额尔金在巴台农神庙开始干的事，他又到圆明园干了。这次他干得更为彻底漂亮，连一点都没有留下。战功赫赫，战果辉煌！胜者之一装满了腰包，另一个装满了他的箱子：他们臂挽着臂欢笑着回到了欧洲。”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我们认为中国人是野蛮人。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所作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