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7-4-19 9:18:00
　　前言：
　　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个问题难倒了不少学历史的朋友。英国的一个历史学家说过，历史书就应该成为小姐梳妆桌上的摆件，随手可以拿来翻翻。但如今的小姑娘们看到历史书，就像见了瘟疫一样，仿佛历史书已经发霉发臭。这些哑然失笑的事实，都从不同侧面折射了当前历史教育和研究的困境。国人显然不喜欢简单的庙堂史学和高深的学报史学，历史学家想做出既科学又艺术、又好吃又好看的学问，的确不是一件易事。

　　这里说的晚清旧事，基本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畴。笔者一直认为，中国近代史很难说是从鸦片战争开始――那只是历史学家给自己做研究留的一个小小方便。塞缪尔.亨廷顿曾在《文明的冲突》里指出，“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 国人面对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确有太多的辛酸和屈辱，这也是我们难以平声静气的来讨论并评价这段历史的原因。毕竟，宽容是属于胜利者的，失败者也无法真正原谅那些胜利的侵略犯。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世界越来越小，文明的冲突也开始无处不在。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更为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在过去那场失败的竞争里，我们无法责备我们的祖先――他们不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吗？他们绝不会意识到，他们其实是那个时代的怪物，但他们还是顽强的抵抗着外来的力量――从马戛尔尼访问天朝到最后废除外国使节的跪拜礼，他们不是坚持了近80年吗？

　　过去的历史，很难简单的用“悲剧”两个字来形容。如果历史只是一出演出，那未免过于轻松而草率了。事实上，如果后代人只向看戏的话，他们是不会理解父辈的历史和苦难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要是我们不能从历史中发现它悲剧性的力量，我们迟早会被那可怕的历史力量所击败，并成为新的悲剧主角。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的后代又该怎样责备我们呢？

　　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培根又说，读史让人明智。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历史的往来兴替和是是非非，似乎和普通人无关。但细细想来，平凡的普通人其实也是大历史的小主角，他们同样可能成为太平军、义和团，甚至是红卫兵再世。哪怕是一只小小蚂蚁，也会在历史中留下微弱的痕迹。历史固然不能假设，但绝对有可能在异地异时重演。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中国的崛起令整个世界为之瞩目。笔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的日益强大，将使得国人能够重新正视鸦片战争后民族那一百年的苦难日子。我们的民族的确受到一时的挫折，但永远不会被击败。因为，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在不断的激励着，奋斗着，甚至鞭策着，让我们整个民族在抗争中进步，并在强大中学会包容。

　　日期：2007-8-18　18:47:28
　　一、1840：鸦片记-------并非为鸦片而战
　　曾三度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最近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里提出，全球化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从1492年到1800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开启新旧世界，并令世界的规模从“大号”缩水到“中号”；第二个时代从1800年持续到2000年，科技的进步如蒸汽船、铁路及后来的电报、电话等拉近了世界的距离，让世界从“中号”缩水到“小号”；而第三个时代则更是由网络革命把世界变得更为扁平化。

　　很遗憾的是，我们的祖先错过了第一个时代，并在第二个时代的前半个时期里饱受屈辱。1799年，寿星皇帝乾隆老爷子去世，随他而去的则是帝国最后的辉煌-----康乾盛世的谢幕。正如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里说的，“不管英国人进攻与否，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里没有沉没。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但它将永远不能修复。”

　　1800年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端，英国的三艘战舰，已经开始启程前往中国了。
　　1．1、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上）
　　1792年9月26日，当法国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朴次茅斯港却一片欢腾。英国的三艘战舰， “狮子”号、“印度斯坦”号和一艘小型护卫舰“豺狼”号，在早潮时起锚了。他们的目标，不是法国，而是遥远的中国。
　　在拥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船头，舰队的首领马戛尔尼望着茫茫大海，深深地呼吸着海上的空气。此时的他，肩负着英王赋予的神圣使命：为英国商业打开中国大门。这个使团规模庞大，光正式人员就有近百人，包括外交官、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和仆役等，如果算上水手和士兵，整个舰队有将近七百人。要知道，英国从来没有派出过如此庞大的使团，整个欧洲也从来没有。

　　亚当.斯密思想的传播让英国很清楚的认识到，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家的富强很大程度上来自贸易。十八世纪的大英帝国尽管它只有不到一千万的人口，但它拥有最大的商业船队与最令人生畏的海军舰队，俨然已是全球性的强国。英国并不想把全部赌注都押在一块大陆上，它决定向全球扩张，特别是东南亚与太平洋扩张，以弥补1775年美国独立所带来的损失。所以，尽管当时法国的革命极有可能引发一场欧洲战争，大英帝国也决无可能置身事外，但出于对未来商业的重视，马戛尔尼使团仍旧被派往中国。

　　在世界的另一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派员早已提前把一封预约函交给了驻广州的两广总督。英国人在信中提示：“英王陛下为了增进两个朝廷间的友好往来，为了发展于两国都有利的贸易关系，决定派遣马戛尔尼勋爵为全权特使赴北京访问”。当中国方面接到这封信时，这也几乎是在马戛尔尼使团出发的时候。
　　商业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十八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开始后，各国对通商贸易都寄以厚望。各国在对中国的贸易中，英国虽然已迅速超过葡萄牙而位列首位，但英国国王对当时的中英关系并不满意，此次派马戛尔尼前往中国，就是希望跟中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并达成下列协议：
　　一、英国派遣驻中国使节。
　　二、准许英国在舟山和天津进行贸易，并仿效澳门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供商人居留和存放货物。
　　三、允许驻在澳门的英国商人居住广州。

　　四、英国商品在中国内河运送时，争取免税或减税。
　　准确的说，马戛尔尼是当时英国派往中国并常驻北京的首位大使。但很可惜的是，英国人的这个愿望，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由英法联军打败清王朝后才得以实现，这离马戛尔尼访华已经是近70年后的事情了。
　　马戛尔尼绝非等闲之辈。1757年秋，二十岁的马戛尔尼到伦敦完成律师实习，1764年，他被封为贵族，随即被派到俄国谈判贸易条约。出发前，当外交大臣格伦维尔建议他带上1651年航海条例的复本时，他骄傲地回答道：“为避免增加负担，我把它全背下来了。”这样，他当上了谈判特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