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话太宗——皇二代的千秋家国梦》
第18节作者:
日月重开 另一方面汉文帝也绝非老好人,和平发展同时,也在整军经武。汉朝采取全民兵役制,寓兵于民,每位成年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不过汉文帝把秦朝17岁开始服役,每年一番的政策改为23岁开始服役,三年一番,已经极大的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文帝朝兵役制度执行得很好,汉军的指挥、训练、后勤、装备体系建设卓有成效,为后来汉武大帝麾下那支所向披靡的铁血汉军奠定了良好基础。汉文帝还在西北边境开设了许多马场,并鼓励民间养马。据粗略统计,最多时官马便达四十万匹。武帝征讨匈奴的思路就是以骑制骑,不仅是冲锋在前的那一小部分战马,负责后勤保障和轮休所用的马匹更是多如牛毛,如果没有文帝的积累,这样的战争简直无法想象。
所以文帝包括后面的景帝朝,汉帝国始终没有和匈奴,也没有和其他任何人大动干戈,直到景帝朝后期的“七国之乱”,汉军才真正面临大战考验。如果非要挑汉文帝开疆拓土的功绩,勉强只能算上对南越的和平收伏。
上篇讲到天下反秦,项羽、刘邦直逼咸阳,但秦朝正规军都在外地不回救,这其中最大一支有五十万人,正在征讨南越。所谓南越是现在的岭南和越南北部,当时的广东可不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环境气候非常恶劣。但秦朝君臣志在开疆,派出大军,建立桂林、南海、象三郡。项羽、刘邦逼近咸阳时,南越部队的主帅任嚣病卒,赵佗继为主帅,但是身为秦宗室的赵佗却没有回救,而是采取了观望。直到子婴出降,楚汉争霸,赵佗凭借手中的兵力在天南自立为帝,定都番禺(今广州),建立南越国,即为南越武帝。
南越国号称“东西万余里”,其实并不大,但易守难攻。为促进祖国的完全统一,高帝、吕后都曾对赵佗威逼利诱。赵佗高瞻远瞩,看清形势:所谓威逼,无非就是派兵来打,但南越以前秦锐兵守岭南地利,无惧汉军;所谓利诱,请问又有什么利能比当皇帝更诱人?高帝曾派大夫陆贾出使南越,赵佗一度接受册封,对汉称南越王,但对内仍称皇帝,保持着独立王国。吕后摄政时双方关系紧张,汉朝派大军征讨,可惜还没过南岭就病死一大半,就更不可能取胜了。有了胜仗作后盾,赵佗底气更足,不但重新称帝,而且周边很多归附汉朝的南蛮部族纷纷转投南越。汉文帝继位后积极改善关系,派人修葺赵佗在河北的祖坟,又派陆贾再度出使,反复交涉。最后穷鬼皇帝赵佗终于被诚意所感,再次撤去帝号,接受册封。从此双方相安无事,保障了汉帝国南方边境的安宁。直到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朝大举讨伐四边,才将南越国彻底攻灭,改制成郡县。
日期:2012-05-28 09:35:14
七、身后是——汉并天下
汉文帝后七年(前157年)六月,汉文帝驾崩,享年47岁,在位25年。
无疑,汉文帝是历史上最值得景仰的好皇帝之一,他的个人品行、治国方针几乎无懈可击,受到后世一致推崇。更重要的是,他身后这个帝国,是中华民族走进有中国特色封建社会后,第一个长期稳定的王朝。秦朝虽然完成了第一次形式上的统一,但由于他的理论过于超前,脱离了时代,以致二世而亡。尤其可怕的是,由于秦朝的失败,天下人对皇帝制度(郡县制的汉式单一制中央集权帝国)产生了严重怀疑,回归商周诸侯封建制的呼声很高。而国祚四百余年的汉王朝,在秦朝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建设了一个既符合民族性格,又适应历史阶段的汉式帝国,有力维护了历史车轮继续向前。
而正是凭借汉文帝、汉景帝时建立的强大国家组织以及积累的雄厚实力,汉武大帝才能厚积薄发,痛击匈奴。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汉式帝国和第一个游牧帝国的首次交锋,以汉军的大胜告终!匈奴人部分逃到欧洲,部分滞留在东亚的数百年都未能恢复元气,为中原王朝的继续发展留出了重要的时间和空间。不仅是北方草原,大汉天威广布寰球,全世界都诚服于东方的伟大文明。成功的汉帝国,他的国家体制和社会结构无疑是后世最适用的范本,中国人在此基础上继续总结改进,有力的推动了人类社会高速向前。所以说,后世之有强盛的中华帝国,既蒙秦朝的理论设计,更承汉朝的实际运用。
可能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汉朝成功的重大意义。可以这样说,汉帝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用人身依附关系而将上亿人直接置于一个统一帝国的治理下。不是上亿的附庸,而是上亿的国家公民啊!这上亿人除了一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皇帝外,所有人理论上都是互不隶属、平行的国家公民。如何直接管理这么大人口规模的公民?如何通过行政体制和组织结构的设计让人身平等的公民相互管理?西方人可是在学习了中国现成经验后,也才在两百年前在千万人口数量级的国家真正做到的啊!我真的很难描述,在二千二百多年前,在上亿人口数量级的国家第一次做到的人到底有多么伟大。
而真正做到这一点的,显然不是人称“粗人夫妇”的汉高帝和吕太后组合。太祖是打天下的,如果继续玩粗,汉朝不会比秦朝长几年。能让一个王朝国祚连绵,必须靠太宗塑造正确的国家形态。
当然,我也无意把汉文帝吹成天上有地下无的神人,任何人都有历史局限性,甚至整个汉王朝在历史进步方面也还是有那么一些不尽人意之处。比如汉文帝为筹集资金,向民间出售爵位。这个问题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卖官鬻爵当然不对,但也需要搞清楚,汉朝只卖过爵位,没有卖过官位。官和爵是不同概念,官是掌握他人福利的行政职务,爵只是个人的身份地位。汉朝开世界之先河,公开售卖爵位,如破冰般摧毁了爵位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神圣感,为进一步消除封建残余,全面推进公民社会的建设,开了一个好头。
而汉文帝的经济政策也非十全十美,超低的田赋让土地兼并变得更加容易,下放铸币权也造就了邓通、刘濞这样的金融寡头,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同时,也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当然,如果提高田赋,也会造成大量中小农田主破产,同样会促进土地兼并。后世颂扬文景之治的伟大成就,称粮食堆在仓库里面吃不完,不得不加盖新仓,库府里的钱币堆积如山,连串钱的绳子都腐烂了,多得无法统计。这在大多史学家看来是积贮丰厚的表现,但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却是过于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不利于拉动内需。当然,这也是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至今未能解决的分歧,我们又岂能用以苛责两千年前的古人?
不过最严重的还在于汉文帝包括整个汉王朝都没有彻底解决先秦贵族社会的残余影响——尽管我并不认为某一两个人甚至某一两个朝代就可以解决。汉朝虽然终结了长期统治中国的先秦贵族,但又新分封了一些新贵族,即便铲除这些异姓王后,刘氏宗族仍实施分封。汉朝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分封的范围,但分封仍然存在,我们可以略览汉文帝身后的历史来评判这个影响。
文景之治积累了深厚的国力基础,汉武帝要做的是把积攒提取出来,他的两大方针对后世影响极大。首先是改无为的道家思想为大有为的儒家思想,以至于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民族此后一以贯之的主流治国理念。其次是任用有严重凯恩斯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桑弘羊主政财经,收回铸币权,实施盐铁专卖、衡平均输。你说是提用也好,搜刮也好,总之就是改用一套有利于敛财的经济政策。虽然儒家认为这是国家在与民争利,但现代国家无不使用,亦不足为奇。不过武帝倾尽国力,大战匈奴,毕竟对国内生产力造成了很大破坏,甚至十室九空,人口减半。晚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大帝在轮台宫颁罪己诏,他没有炫耀赫赫武功,而是为自己给百姓带来战争的苦难向天下谢罪。司马光认为武帝做了很多坏事,不亚于秦始皇,但是能够主动罪己,仍然体现了一位伟大君主的宽广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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