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学士在山海关的巡阅已经接近尾声，此后一纸长长的奏章摆在了天启的案头，辽东未来数年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虽说孙承宗在《明史》里因与王在晋掐架而一战成名是假的，但他帝师、阁部的身份却不假，也不是吃干饭的，一身功夫也堪称了得，初来乍道之所以吃亏，那是因为对手太强，情报有误，轻敌冒进，鞍马劳顿，失眠多梦……一句话，不在状态。
　　在舔干伤口、擦干眼泪以后，孙阁部重新披挂上阵，在这次绝地反击大获全胜，总算是挣回了颜面，而在此次交锋中，王经略不仅输了，而且还糊里糊涂地就被温水煮了青蛙。
　　孙大学士获胜的法宝就是那篇绵长的调查报告，这篇传世之作有多处被载入了史册（清修《明史》），除了叙述他和王经略掐架的那段以外，至少还有两处。
　　一处是孙承宗阐述修筑宁远的方略，一处是孙阁部进言主战的激情文字，而这两处妙笔正是孙承宗绝地反击的主力，其内容很有针对性，进攻方向也特别明确，目标就是王在晋。

　　孙大学士所出的招华彩、刁钻，可谓“避实就虚”的经典。具体来说，由于王在晋是个老江湖，常在军旅、久历战阵，带兵方略、用兵策略都是轻车熟路，而且兵马钱粮、工程造办也很是精通，因此跟他扯具体的（俗称战术层面）基本没处下嘴，就好比八里铺重城的修筑问题，根本就找不到破绽，所以必须避免和他在那些“实”的方面碰撞，简而言之就是不能谈触手可及的工作。

　　而所谓“虚”的方面则是一些比较宏观、抽象的概念，比如预计收益、未来走势、宏伟蓝图等画饼充饥的东西，这些（俗称战略层面）王经略就不见得在行了。
　　王在晋是个典型、纯粹的实用主义者，他来山海关一看，士气低落、难民遍地、城墙朽坏不说还有重大隐患，这时言战显然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他的策略是先固守，且不轻易言战，全力确保山海关万无一失，至于什么时候收复全辽，那得等条件成熟了再说。
　　孙承宗跟王在晋一比就明显是个理想主义者，激情、冲动、极富煽动性，所以他极力主战，并提出不可战连守都别想，龟缩山海关是不行的，要修筑边墙也不能修在八里铺，8里太近了，200里外的宁远还差不多（注意，孙大人所要修的是一道边墙，而不是袁县令心目中的一座要塞）。
　　孙老师当时的指导思想是一切都要为作战而考虑，要人人言战、事事为战，大有找不到敌人创造敌人也要战的架势！
　　孙大学士这一手非常高明，因为虽说“虚”的东西放在眼前的山海关是没什么用处，但在北京殿前就不一样了。内阁决策全是靠奏章里的文字作为判断依据，而那些缺乏军事经验的文臣、言官又多是冲动型选手，只要看着提气就来劲，办事儿多是凭感觉。而孙大人向来也很是注重这方面，所以一回到纸面上他的状态马上就恢复了，但王在晋却并不重视这方面。先前，同在北京兵部任职期间，他们二人的办事风格和重点就呈现出了鲜明的区别。

　　孙承宗是天启二年二月由礼部侍郎身份入阁的，当时正值广宁大败，全辽尽失，溃兵难民云集山海关，兵部尚书张鹤鸣自请上前线视师，于是兵部中枢之地就空缺了，所以左光斗（东林党大佬）进言让孙承宗暂掌兵部，一日在内阁，一日在兵部，这样孙大学士便有了和王在晋隔天打照面的机会。
　　王在晋当时任兵部侍郎，然而这个侍郎非常特殊，头衔是“总理户、工、兵三部侍郎”，任务就是以户、工、兵三部极为有限的资源去满足辽东前线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其实近乎于无限），说白了是个累死人不偿命的苦差事。
　　以前，王同学每天忙得不亦乐乎，而随着辽东师溃、难民遍地，王大人也身心疲惫、心力交瘁，就在此时孙大人来了，之后一切就大为改观。王大人每天都能翻翻报纸，沏沏清茶，磕磕瓜子儿什么的，还一直能混到下班，倒也清闲自在。
　　可时间一长王同学就有些纳闷了，心说这事情都堆成山了，可孙大人怎么就不张罗呢，他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于是王同学便打算去孙阁老那里仔细考察一番，最后他发现孙老师其他工作都不抓，一门心思的好像是在搞什么文学创作，每一篇奏章都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地要修改许多次，孙大人成天就忙活这个了，所以也就没功夫顾其他的了。

　　综上所述，论“务实”王在晋有经验、有见识，而论“就虚”孙承宗既重视、又精通，所以换个战场再捉对厮杀之时，王经略在军事上多年以来积累的精纯内力就全都被化解于无形了，反而以文字功底起家的孙老师则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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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长编》卷十三“壬午兵部尚书王在晋言，天启二年，广宁攻陷，廷推经畧，举臣以往。众议关前欢喜岭高于城楼，贼至必凭高俯击，乃卜地于八里铺筑外城，收欢喜岭于内，锁三道关于前，而枢辅孙承宗至，则谓八里铺太近，当筑宁远、窟窿山，其规画在关门二百里外，而迄今无一砖一石之堆积也，两议俱罢。而督师王之臣，去年议筑芝麻湾，去城十九里，折衷地面亦祖臣之初说耳。”】

　　日期：2012-04-18　20:53:10
　　连载7：王经略就这样下课了
　　除了文笔纯熟老道外，孙老师此次绝地大反击中，还有一个稳操胜券的制胜因素，那就是天启帝。以往的奏章，文章再锦绣，文字再激扬，即便能打动廷臣，但却不一定能影响皇帝，毕竟圣心难测。但孙老师则不同，因为他不但是老师，而且是皇帝的老师，因此圣心他是一测一个准，所以这回王经略是栽定了。
　　孙承宗的那份传世之作安排非常巧妙，表面上一再肯定王经略在山海关的工作，比如大谈兵也调服了，马也快膘壮了，旧城也修得有次第了等等。孙老师说这么多其实是在暗示，如今的山海关已经初具规模，已经达了到一定的防御等级（可及秋防）。
　　不过，这番说辞背后其实是隐含了潜台词的——那就是既然山海关旧城已经“可及秋防”了，而接下来若不考虑相机进取，再画地为牢、以关固守，是不是就有几分裹足不前的嫌疑了？此外，在潜台词之后孙大人还有显台词，比如连声问罪的语句：
　　“……此前日经抚之罪也……此今日道将之罪也……此臣与经臣之罪也”
　　孙大人的意思是，先前放弃宁、前这些地方，是以前经略和巡抚的责任，而今天若是不敢出关，那可就是我和你王经略两人的罪过了！

　　孙老师这么说确实够狠，因为防线都可及秋防了，不出关又成了罪过，基本上就把王经略给逼上了绝路。而在这些必须的铺垫和衬托之后，孙阁老便开始切入正题了，他随后抬出了许多远景规划。
　　孙老师所提的这些远景规划包括了许多内容，比如中前所要据守，觉华岛上可屯兵，毛文龙须联络，蒙古部落得拉拢等等，最后孙大人还特别提示，说这些计划都要以在宁远修筑边墙为中心。
　　接下来，孙阁老又说，修八里铺重城的那笔银子（93万两），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一下用途，或许可将其投资于更为长远的项目，比如“宁远之计”（整体挪移到宁远去）。
　　孙大人的以上种种叙述的倾向性十分明显，就是很隐晦地在说王在晋修八里铺重城是多余，应该早些考虑更为远大的计划，不考虑是有过错的（臣与经臣之罪也），这一切即是孙大人为王经略备下的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