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世纪连着出现过几本冠以“丑陋”这一形容词以揭自己民族“老底”的书，先是一部由美国作家贝•李德拉和尤珍•柏里两位先生合写的《丑陋的美国人》，猛揭美国驻外使节过失之种种、丑态之斑斑。不久，日本驻阿根廷大使高桥敷也凑这份热闹，也折腾出一本《丑陋的日本人》，目光是同样的斜视——日本人除了丑陋仿佛一无是处；措辞是同样的偏激——恨不得把一个个日本人骂得个狗血淋头。你方唱罢我登台，台湾作家柏杨先生也跟着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那捅刺神经的针针见血、剜刮骨骼的刀刀砉然，直把国人给说得一愣一愣的，忽而怒发冲冠，忽而无地自容。

　　虽说上述几位“恨铁不成钢”的作家和外交官把自己民族国民性的负面以“丑陋”斥之，难免片面而偏激，情绪未免多于理性，但每个民族由于文化背景和历史传承不同，都有自己特有的“国民性”，不同的国民性就构成了所谓的“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大则价值观念体系之根本不同，比如同样对待钱财这东西，美国新教徒就认为他们赚钱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攫取钱财只不过是在人间为上帝保管钱财，只有了解这个大差异，中国人才能理解比尔•盖茨先生不但把几乎全部的钱财用来建立一个慈善基金，还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慈善事业中去。同样，比尔•盖茨先生当然也无法理解，一些中国人发了财，为什么拿那么多钱给自己老爹老娘修坟墓，因为他没有我们这样祖先崇拜的光荣传统。

　　文化差异还更为普遍地体现在行为习惯之有别上。一位韩国人在印度搭乘客车，车至半路，印度司机大爷忽见路边一位熟人，便停车，下去跟他聊了起来。这一聊，就聊了将近两个小时。韩国人急了：你怎么能够把我们撂在这里跟人没完没了的聊天？你做得也太离谱了吧？然而，同车的印度乘客却并不为这位“老外”的仗义执言喝彩，反而责怪他道：人家遇到朋友嘛，停两个小时聊聊天，难道不应该么？这位韩国人惊讶得大概差点当场晕死，此后再也不跟印度人做生意。

　　一位美国人在驻中国的公司里工作，他的一位中国同事，而且是他的顶头上司，为人和蔼可亲，为了表示友好，常常拍拍这位美国同事的肩膀什么的。没曾想，这位美国同事向更高的上司投诉，说这位中国同事常常对他进行性骚扰，闹得中国同事哭笑不得：我对他可是一点“性趣”也没有啊！美国同事说，你既没兴趣，为什么常常做出那么下流的动作？在他眼里，这位中国同事应该是很“变态”的，但同样，几乎在所有中国人眼里，这位美国人如果不是精神病，说他“变态”，至少不算过分吧？

　　这里就说个我自己所遇到的体现在行为习惯上的文化差异。
　　前些年，有一次我陪同一位德国商人回福州，为的是到那里找个可以种植小黄瓜的农业开发区，我们那里可以有两季收成，离生产罐头后专门销售到欧洲去的那家浙江罐头厂又不太远，还可以消化我们当地两千多的农业劳动力。这么一件对家乡有益的好事，我当然乐此不彼且乐此不疲了。电话上预约次日早上七点整从他们所在的县城某广场的某角落出发，恰好我所在的公司突然派不出车来，没办法，只好去乘客车。两个县区之间不过一小时车程，我早上五点就起床去了车站，时间应该是过于宽裕了。没曾想，客车在沿路上走走停停，一种招呼乘客，到那个县城，刚好是七点，再赶紧打的到广场，迟了七分钟。我只想到这趟路跑得可真够呛的，却见客商满脸的不高兴：

　　陈，你迟到了整整七分钟！
　　我是从另一个县区赶过来的，迟到七分钟难道是一件很大的事吗？我以前开会的时候，迟到半小时也是常有的事，要是你，还要跟我打架不成？当然，我没这么说，只是对之所以迟到，作了个漫不经心的说明。我的说明大概反而激怒了他，从他的语气可以听出来，他是越发的不高兴了：
　　陈！那你应该把可能迟到的因素事先充分考虑到！
　　我想我应该也把脸沉下来了，心想，你这德国佬也未免太矫情了点吧？不就是迟到七分钟，值得如此的小题大作么？值得如此的破坏我们的“和谐”么？
　　同车的罐头公司老总，曾留德四年。一路上，她告诉我说，我们习惯说“明天上午我找你”，但德国人开会给人发通知，或是跟人约会定时间，有的是精确到秒的：我明天几点几分几秒到你的某个地方！

　　中国菜似乎少洋人不爱吃的，但我们的厨师放调味品，习惯说“盐少许”、“辣椒若干”，“椒盐一撮”等等，这“少许”、“若干”在德国人那里，无论如何是无法容忍的。她跟德国同学一起做过菜，德国人做菜，用秤来称什么什么调料多少克，称完后往锅里放。烧菜当然是讲究火的，我们讲“猛火”、“文火”，这在她的德国同学看来也是不可思议、无法容忍的：一百度就是一百度，六十五度就是六十五度，什么叫“猛火”、“文火”？但那么精确到刻板地步做出来的菜，却是说有多难吃就有多难吃。

　　德国人的精确与中国人的马虎，由此可见一斑。所以，他们更擅长于做高精密度的仪器，我们在这方面就不太行。胡适曾有一篇《差不多先生传》，写的就是中国人马马虎虎、粗枝大叶的文化性格。
　　十九世纪美国有个公理会的传教士叫阿瑟•亨利•史密斯的，在中国生活了半辈子，取了个中国名字叫明恩博，回国后写了本叫《中国人的性格》的书，列举了所见所闻的二十多种中国人最突出的国民性，有褒有贬，但相当客观真实，其中的评论无不中彀中的，鲁迅等人对激赏此书。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小说的某些对“国民性”的描写，应该是受到此书的启发，是明恩博作品的文学版。

　　明恩博在这书中，开篇第一章，就讲的中国人爱面子，讲究面子，还死要面子。有趣的是，一个世纪过去后，几位写“丑陋“的某国人的作者，虽不知他们自己是否同样“丑陋”，一味强调国民性的负面，也未必公平，但几位作者因揭了自己的国民性的“疮疤”而命运各不相同，反而映证了中国人或东方人为讲面子而宁可对真实采取选择性失明的心理策略。《丑陋的美国》人出版后，舆论一片哗然，但美国政府不但没有查禁此书，反而把它拿到国务院大肆研究，认为它是一部“确实刺激思想”的评论，开始逐步改进。外交官高桥敷先生却因《丑陋的日本人》这本书而被调回国内，没了下文，据说这位仁兄的日子后来并不那么好过。而柏杨先生则由于其对祖宗的“侮辱”，致使当局有关人士义愤填膺，柏杨先生只好进局子蹲了班房。因为这样的书使日本人、中国人都很“没面子”。

　　罗曼•罗兰说：“当一个人看透了自己国家的愚钝与无可救药后，他也会渐渐心胸开朗起来。”美国的国务院拿着那本《丑陋的美国人》好好研究去，虽然很没面子，但“心胸渐渐开朗起来”却是可预料的。虽然儒家文化十分强调自省，曾参老爷子有言“日三省其身”，荀子先生也谆谆教诲我们说“吾日三省乎己，则智明而行无过矣”，但是，看来儒学宗师们的这些修身课的普及工作，做得还实在不够好，除了圣人、亚圣们 “自省”的时候可能会动些真格儿，一般的“领导干部”到“广大人民群众”，面子远比自省重要。不然，从公共事务到私人待人接物，也不至于搞出那么多声势大而无当的“面子工程”来。

　　文化差异也是一种职业性格差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来自各不相同文化背景的职员同处一家公司、同处一间办公室，将越来越司空见惯。只有了解文化差异，尊重国民性格差异，才能消除障碍，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实现工作业绩。
　　关于地域文化性格差异——
　　国与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同样，地域文化差异也导致各不相同的办事风格，体现在职业上，也同样成为面貌各异的职业性格。人们常用一些特定的形容词来表达某地域的人特有的性格，比如说东北人“豪爽”、上海人“精明”、北京人“大气”或“牛气”、西北人粗犷、江南人“文气”等等，虽然东北人并非真的个个豪爽，江南人决非个个文气，就一个村庄里头，还既有肝胆侠义之士，也有下作卑鄙之徒，何况一个“东北”或“江南”？但应该承认，不同的地域，由于不同的地理条件、民俗文化也即民风，确实会沉淀并体现在个人身上，这些特征也成为职业性格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