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6-4-18 14:15:00
　　个人简历
　　谢耘:
　　1963年生。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博士。担任过的主要职务有：神州数码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联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所长、联想研究院副院长、神州数码软件公司总经理。新书《修炼——我的职场十年》2006年4月出版
　　【连载一】 第一次惊吓

　　1993年的12月17日，北京已经是寒风凛冽。我作为国内一家当时在中关村比较有名的IT民营企业对外合作项目的第二负责人，登上了两年前我在悉尼永远错过了的前往美国的航班。 美国西岸时间中午时分，航班沿着太平洋海岸，飞临洛杉矶。当飞机开始下降时，我透过舷窗，好奇地俯瞰这片我从未踏足的土地，我的心情没有丝毫的波澜。准确地讲，没有兴奋，没有激动，没有向往，也没有期待，心中只有一丝隐隐的却非常顽固的对未来的忧虑。 公司经过半年多的谈判，与美国著名的国防企业TRW太空电子集团达成协议，共同开发面向中国市场的民用产品。出发前，双方达成一致的是先开发用于家庭的卫星电视用平板天线和高频头。对方建议的电视加密收费系统，由于市场和技术的问题，我们公司一直没有拿定主意，准备随后双方再议。

　　我是在去美国之前才在李平的游说下，离开了工作不到一年的一家国内小型国防企业。我在三天内就做了换工作的决定，这也是我一贯的行事特点。所以我对于双方的合作，包括公司的情况，都了解不多。未来，在我基本上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展开于我的面前。我没有时间审慎思考，便必须面对诸多未知开始行动。在行动中思考，在思考中行动，成了我未来工作的特点之一。

　　TRW在十年前为军事用途，曾经设计了一个视频图像加密解密系统，加密和解密系统分别有两个大手提箱那么大。周博士就是带着那两个“古董”，在1993年11月到中国广电部做的演示。当时他信誓旦旦地告诉客户，在1994年2月初，一定把它们变成家用的小盒子再来北京。其实军用系统和家用产品之间除了原理相同以外，基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当时我们大家对这个项目都没有什么信心。不过周博士过人的胆量和推动能力，还是让我们很快就全力以赴开始了工作。

　　项目总体上在按预期向前推进。因为没有一个十分周全的项目计划，为了保证大家的工作能够有效配合，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开碰头会，检查进度，布置任务，协调工作，然后再分头做自己的事情。由于我们身在异国他乡，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便每天工作到晚上10点。在大学我是学雷达的，对电视可以说一窍不通，因此我便承担了微控制器编程的任务。这对我来说倒是轻车熟路。

　　尽管没有大问题出现，但是由于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紧张的任务，而且系统核心芯片的设计，是TRW的人员在其公司内部进行的，我们无法随时看到进展。其实即使我们能了解，由于我们任何人都没有设计芯片的经验，也是不知深浅。所以我们依然忧心忡忡，看不出来我们能按时完成任务的依据在哪里。
　　1月底，中间的一系列测试都显示样机的功能没有问题，周博士便预订了2月4日去北京的机票，准备兑现其对客户的承诺。当时我们的项目计划在时间安排上没有一点余地。 在他和Pete将要启程的前四天早上，最后的核心图像处理芯片才完成，我们高兴地把价格昂贵的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装在了机器上。接通信号后，大家全都呆住了。图像加密后看上去没有问题，可解密后的图像尽管上下部分质量不错，但是在中间却莫名其妙地有一道粗粗的黑影，应该出现的图像却不见了。“天啊，怎么会是这样？”Mitch叫道，他是芯片设计的负责人。瘦小的项目技术总负责人Greg站在一旁，右手撑着下巴，一如既往的一脸深沉，双眼凝视屏幕，一言不发。尽管大家忙了个满头大汗，可是直到下午，那道黑影依然固执地出现在屏幕上。

　　这时谭自强把我叫到另外一个房间。“我给你解释一下这道黑影是怎么来的。我想我应该没有猜错。”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我对电视技术多少有了一些认识，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电视信号，要远比看似神秘的雷达信号复杂。有了这点可怜的基础，我费了一些时间，听明白了谭自强对问题原因的解释。我感觉他的判断是对的。 晚饭后，周博士到了工作现场，召集所有的相关人员开会讨论。空气凝重而压抑。因为我的英语要好一些，所以我替谭自强详细解释了黑影产生的机理。大家各抒己见，场面倒是相当的民主，只是周博士一直一言不发。最后，除了一位年轻的TRW工程师外，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谭自强的解释。时间已到了凌晨三点，大家疲惫不堪，睡眼蒙。周博士准备收场：“我听不太懂你们每个人说的道理，搞不清楚谁对谁错（这句话我怀疑是他自谦）。不过既然现在只有一个人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就按谭自强的建议，明天一早马上修改设计。如果确实还是不行，我一个人去北京，给客户下跪，告诉他们我们没有能够实现承诺，请他们原谅，再宽限我们几天。我来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希望大家竭尽全力。”

　　这便是周博士的典型性格，关键时刻敢于拍板，也敢于承担后果。他第一次进大陆之前，是在香港出差。当时他面临一个影响他一生的选择：如果踏上大陆的土地，他将被美国政府终身取消在美国从事国防机密研究的资格；如果不进大陆，自己开创一番新事业的梦想将无从开始。在香港犹豫了两天，他登上了去北京的航班，开始了他自己一生中一个最重要的转折。 2月2日下午，新的芯片编程完毕，送到了我们的实验室。大家这次可真的紧张了，万一不成，绝不是谁承担责任的事情，而是关系到这个项目命运的问题。当信号接通后，解密后的图像清晰稳定地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顿时，实验室里一片欢腾。马上有人出去买酒，其他人立即开始了系统的全面测试。测试表明系统实现了所有预计的功能，我们终于取得了双方合作开始以来第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完成了我们自己都无法相信能够完成的任务。大家在实验室举杯相庆。 当周博士和Pete把样机展示给北京广电部的客户时，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说，1993年11月听周博士承诺，他会在1994年2月初完成样机研制的时候，他们认为周博士是在和他们开玩笑，甚至有人怀疑周博士是一个国际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