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几个月后春节快到了，我的每月400大毛根本不够用，再说春节总要回家吧，大学上完终于工作了（而且还是在伟大的首都北京，说不定老家村里以为我如何如何呢），我总不能空手回家吧。于是我就坐不住了，偷偷写好简历跑到市内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招聘会，两次后还真有收获。由于我是学化工的，找到了一家在北京朝阳区高碑店乡从事化工生产的私营企业做技术支持工作，每月600元，包吃住。于是我就给公司请了假（当时我刚义务献了血，公司给了我两周的假期）反正也快到春节了，大家都人心浮动，春节的假期也快到了，我就偷偷去高碑店上班了。工作了一个月，白天搞配方做试验，晚上给公司翻译英文资料(我得英文水平不软，大三就过了六级)，一个月后，公司给了我600元的工资和600元的奖金，加上国营单位的400元工资，我手头竟然有了1600元钱，终于在大年三十的晚上12点带着父母的希望回到了故乡。

　　春节后，我又回到国营单位来上班。由于公司应收欠款太多，又经常开不出工资，所以老总让营销部成立了一个清欠办公室，由于管营销的副老总对我的感觉不错（当然与历史清白和做事快也有关系），我终于高升成为公司清欠办公室主任，形式上负责公司不良欠款的回收工作。其实这个工作完全是得罪人的工作，TMD，公司形成欠款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头头脑脑打招呼或直接参与以权谋私形成的，有的手续不全，大部分欠款单位看催的不紧，故意拖着不给，当然也有的情况是一些销售人员将已经收回的货款存起来私用，情况非常复杂。

　　我上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和完备欠款手续，然后让有关的欠款领导和业务人员签字认可。完成本项工作后，我和副总商量让每个人有关人员都签订收款协议和计划，同时也让公司出台了奖惩协议，根据欠款的时间长短对收回者给予一定比例的奖励，完不成则扣工资和下岗（最后执行不下去，呵呵）。然后我就开始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天天找欠款的人员谈话，追问收款的情况，有一段时间我竟然发现很多领导都躲着我走（呵呵），TNND,这群老鼠。

　　我第一月收回了160多万的欠款，然后根据奖励政策去财务拿钱，结果财务说没钱！我当时就愣了，这可是给收款的人的都许诺好了，让我如何面对这些人呢。TMD，不就没钱吗，我找来钱行不行，财务说可以。我就先找领导签好发奖金的单子，然后找一个肯定有公款私存情况的家伙说：“要给你们发清欠奖，你两天内给我收回5万现金来，行不行”，当然行了，我靠，我就这样把第一笔奖金发出去了。

　　钱一发，事情多了，说什么的都有了（呵呵）。有人眼红了说“欠款还有理啦，早知道我也欠点（瞧丫那操性）”。结果，一把手这个猪头给我们开了个会：两个意思，一，下个月清欠的任务是200万（丫的不知道钱越要越难），二，清欠办不能直接发奖金；这个烂政策执行两个月下来，奖金发不下去，大家当然也没有积极性了，款也越来越难收，肯定完不成任务了，我的工作基本就玩不下去了。正好当时我们的户口和转正也下来了，我决心离开这个不可能对我继续有大帮助的公司。

　　我96年的8月到97年的8月在国企工作，深切地感到国企在很多方面有问题，客观事实决定了国企在有竞争的情况下往往没有优势，其实国家能给的优惠和政策都给了，但国企还是不行，我认为，大部分国企只有改制为股份制或私企才才能生存，时间能证明这个问题。
　　国企的第一年是我第一次积累工作经验的地方，这应该算是一种比较温暖的成长环境。在这里我遇到了朴实的工人、比较好的直接领导，当然也有很愚蠢短视的老总。但他们都给了我学习的机会。正如孔老先生讲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任何经历都是一种财富，宏观环境好的好与不好都有很多值得学习和体会的地方，正入古人讲的那样：“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灌我足”，关键是看你如何从经历中学到正面的经验或反面的教训。

　　第三章极度贫穷――漫漫长夜
　　我终于决定离开那个郊区的国企到市内重新寻找工作，97年8月份的一天，我大清早从公司不辞而别，骑上我的自行车往市内赶去，大约6个小时后我来到永定门附近公司的市内办事处（骑了60公里左右），找了一个随便的借口混住下，准备好简历，开始找工作。
　　我是同届来到该国企学生中最先有外出打工经验的人，97年春节期间做过技术服务的那个化学公司说我随时可以过去工作，应该说我找工作的压力不大，但由于对那份工作不太满意，所以开始寻找新的机会、我参加了几次人才交流会，但效果不好。那时候我经常去参加任何一个我能赶到的招聘会，国展的、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地坛公园的，总觉得发出一份简历就多了一丝希望，然后就去北图（现国家图书馆）看书或骑车逛大街。

　　到九月中旬时，同时来国企的几个哥们也开始到市内寻找工作。一段时间后，其中的两个已经找到了新工作。好面的我实在等不及了，就去高碑店乡的那家公司上了班。由于自己已经有近一年没有来公司了，公司的变化比较大，最重要的是公司原来让我住的四合院让军代表住了。没有我落脚的地方了，我只好住在公司院子的一个帐篷里。公司的几个主要管理人员对我的态度也比较一般，可能因为飘忽不定让他们感到我的不稳定，所以基本上没有了第一次来时的热情和好感。这个时候那家国企也开始找我们的麻烦，说如果不回去工作，我们的户口将被打回原籍，档案退回学校等等，反正搞得大家心惊肉跳的，由于当时我们对这种情况也不知该如何处理，所以经常在市内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国企露个面。

　　这个时候我的朋友（妻子）也开始找工作，因为我走了以后她在公司工作也很为难，主要是因为别人认定她肯定也要走，再加上国企实在没有事情可干。她找得第一份工作是北京阜城门附近人民政协一个民主党派的出版社，我当时非常高兴，总觉得有了工作就好多了，不过她说好像面试的时候那个社长看了一眼就确定下来，不过我也没有多想。我高兴地从房山帮她打好行礼包裹，在别人的侧目中挤上公共汽车来到城里，在一个半地下的集体宿舍将她安顿好。

　　过了三天，她打电话让我过去，说他们的社长（一个35岁左右的男的）经常有意无意地来到她们的办公室，说一些无聊的闲话，还经常在说话的时候动她的头发，她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我一听就明白了，只简单的说：“走吧，我帮你去宿舍搬东西”。这样，我朋友就从新回到了房山的国企去住。当时我还询问了那个小子的车号，准备找几个哥们收拾他一次，但最后因为种种原因也没有成行。

　　在城里住宿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不方便让朋友也来我工作的公司住帐篷，所以我最后在公司附近的高碑店村里花150元/月租了一件平房，从旧货市场买了一个稍大的单人床，这样偶尔朋友来得时候也能住下。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房子的窗户四周有很多超过1公分的缝，天一亮就看的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