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5-24 22:43:47

　　10.7仁贩子（下）
　　孔子欲以“文教”统领“政治”，然沧海横流，儒家不免暴露出其先天“缺陷”。孔孟虽志在天下，但基本是封建视角，不以国小民寡为意，他们天真地认为流民可以自然往来诸侯之间。然此时的邦国以驭民为尚，又如何能放其人口资源以资敌国？荀子也认为周天下的诸侯国都大同小异——
　　“无国而不有治法，无国而不有乱法；无国而不有贤士，无国而不有罢士（不贤之士）；无国而不有愿民（朴实善良的百姓），无国而不有悍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两者并行而国在，上偏而国安，在下偏而国危。”（《荀子·王霸》）
　　一个国家如多“乱法”、“罢士”、“悍民”、“恶俗”，则必定处于危境，但儒者似乎不相信会有国家明知故犯，行此险招。只是“国危”往往催生“危国”，“危国”又使传播“国危”，此是恶性循环。不肯奴役人民，则注定竞争力“衰退”，这成了孔门之“死穴”。
　　然而儒家的自信基于两点，一为“处不择仁，焉得知（智）”，意指人民并不傻，总是愿意过美之生活，如果可以自由迁徙，他们自然会做出明智的选择，所谓“里仁为美”；二是实行“仁”道的地方恰恰能够提供美之生活。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君子群而不党，“恶不仁者”亦必择善处定居，置己身于和谐氛围中，“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四书反身录》将这层道理讲得十分明白——“里有仁风，则人皆知重礼义而尚廉耻。纵有一二顽梗，亦皆束于规矩，不至肆无忌惮，而资质之美者益熏陶渐染以成其德”。此乃社群力量之强。宅处仁为智，孟母三迁正是体现了孔子的这层智慧。孟母深知一人之力有限，故借助社群力量教育孩子，孟子本人就是“里仁”之产物！

　　孔孟观点的合理性扎根于人情世故之常态与长效，墨子说：“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此话纯是想当然，一般而言，“利人”是要有所付出，杨朱之言“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就是一派极端“贵己”者的心声。而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恰到好处。比如我不想他人侵犯我的私域，那么我也不该去进犯他人的私域。可惜儒学一旦站在了社群自理自治的立场上，也就站在了大政府的对立面。当国家开始公开兜售专制理念之时，儒者已注定成为流窜的“仁贩子”。

　　孔子的坎坷失败给高徒们的人生道路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且不提发白早逝之颜回，曾子便又是一著名的苦行弟子。“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曾子五十岁时，“齐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皆不应命。（《韩诗外传》）”他后来与子夏、段干木等设教于两河一带直至终年。眼看大儒绝迹于庙堂，孔门中“可使南面”者日渐凋零，儒学的前景看似一片黯淡。

　　然而孔子一生之不顺，或许是儒家百世之大顺。“圣人者，道之管也”（《荀子·儒效》）。在帝国潮流风起云涌之际，儒家有担当地立圣人为世间一极。以个人去阻挡“大势”显然是不可能的，丑恶已经逐渐侵蚀了“治权”领域，令人手足无措。而以圣人之徒为核心的君子团体努力建构一个教权领域，以期对抗（至少是制衡）治权，这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进步意义。孔门犹如一大家庭，虽以名师高徒传世，却以亲友之情相处，嬉笑怒骂，皆为寻常。孔子自谓：“自吾有（颜）回，门人益亲”，父子均拜孔子为师的便不止一例。儒家终于摸索出一条可进可退的发展道路，它有别于墨者的“江湖”，儒者进可登庙堂分享治权，退可居乡里主导教权。我们向来只看到周制“家国同构”的流弊，却未能觉察到“家族乡里”与“庙堂社稷”的隔阂。凡一种文化，之所以能有扬清激浊，荡去滓秽，彰善瘅恶，熏化人心之效，正在于保护社群的“教权”不被政府的“治权”所控制。既然“两极”不能相映生辉，那么“两极分化”也比“同流合污”要好。

　　孔子讲“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此究为何意？《论语补疏》云：“仁者好人之所好，恶人之所恶，故为能好能恶”。孔子只认夏与夷，君子与小人，仁与不仁，贤与不贤，学与不学。这里体现着一种对主流民意的尊重与社会价值评判的公正，而不良社会历来所缺正是一种爱憎分明的勇气。当人们不再敢爱敢恨，不再袒露胸怀，是非曲直不再是原则性问题，面对公理模棱两可，正义不能一呼百应，明知是丑恶的东西却不得不追求，明知是美善的东西却不得不舍弃，习惯了黑白颠倒，沉默于善恶不分，这是公道不明、正义缺失所必然带来的恶果。所谓“好善而恶恶，天下之同情”，假如民意舆论、社会风气却丧失了这种常态，这样的社会必然是病态畸形的社会，必然是虚伪至极，人情淡薄，相互倾轧的社会。恢复起码的善恶标准与爱憎勇气，社会才能摆脱劫难。自孔子始，儒者所推崇的仁者，便是“为天地立心”，执“天下之公”、“天下之正理”的道德代表。仁者能泛爱而无私心，才能真正改变世界。

　　仁不分国别，无论民族。有仁，就永远有希望。儒家执礼，正是心存天下，而非为一家一国绸缪。后人以为孔子不切实际而不得重用，这只是表象，深层原因在于争霸是私欲，救世是公道，都是志在天下，但孔子与诸侯显然不是“同志”。孔子虽然说“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但他却从未说过要复古周礼，实际上他的观点反而是：“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中庸》）他只是认为“礼”是永恒的，随时代而损益，把“复礼”理解为周礼是后人偏狭之见。试问“有教无类”岂是旧礼所能容下，而“齐之以礼”岂非旧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反动？后人嘲弄孔子泥古不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迂腐。殊不知“仁者见仁”，“仁”也是永恒的，“愚忠”的孔子为何赞扬“不食周粟”的气节，为何把微子、箕子、比干称为殷之“三仁”呢？因为孔子是看“仁”说话，这是最大的客观。???

　　其实从理论上看，最合“情理”的恰恰是儒家，但儒家偏偏没能得势。虽然在礼崩乐坏的乱世，孔子阐述的秩序原理与责任伦理沦为理想主义，但他对人性求善与社群力量的乐观也是人类发展至今所必要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