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冗食是精简机构，裁撤掉多余人员，限制宫内花销；平赋役是指用税收的方式削富补贫，允许有钱人以钱代役，这点有些类似于后来的罗斯福新政；清仓场是指清理各地的仓库，严查假冒贪污；广屯种指以更加优惠的条件吸引内地的百姓去边疆屯种，以便给太宗皇帝北征创造更有利条件。这些措施看起来是那么的有效，但只是体制内的小修小补，针对朱棣北征蒙古和营建北京城带来的巨大花销，其着落点还是要在食盐上。

　　食盐作为人身体内的必须品，加上产销地分离，所以食盐和粮食成了农耕帝国的两大税种，如今的明王朝更是把食盐作为牵制游牧民族的紧缺物资。夏原吉设立盐务衙门在食盐转运的途中设立关卡收税，这一方面增加了盐税，另一方面又杜绝了税源的流失。为了解决北征蒙古粮食的调运问题，夏原吉对食盐的开中法进行了改革，前面说过洪武时期为了鼓励屯田边疆，通过给商人发盐引的方式将商人吸引到边疆屯田。到了永乐朝，史无前例的军队调动和营建北京城使得粮食的转运越发困难，夏原吉采取了更加激进的食盐开中法，规定由向九边重镇运送粮食换取盐引变为向京城周边运送粮食换取盐引，这虽然会减少其他边疆重镇的粮食存量，但却在短时间内有效缓解战争和迁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夏原吉的盐法改革并不是大明王朝长治久安计，他本人很反对朱棣进行无谓的出征，但无能无力的他只能采取这种补漏的方式来平衡一下余缺。除了盐法改革外，对于大明宝钞的泛滥问题夏原吉也投入了过多的精力。
　　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经历了从铜钱到纸币，再到银本位的历程，而明代开始中国的货币制度进入一个混乱的时代。历史进入宋代以来，中国仿佛一下进入近代社会，那种活泼、宽松、繁荣的商品经济跃然而出，市和坊的界限被打破，交易不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中国的城市开始被赋予了更多的经济功能，而不再仅仅是军事功能。
　　为了应付大宗商品交易，宋代开始出现了纸币，元代更是出现跟白银挂钩的纸币，到了明代单纯的铜早已满足不了交易的需求，从洪武年间起明代的纸币——大明宝钞——就应运而生，跟大元宝钞不同的是明代宝钞没有任何准备金，单纯依靠洪武和永乐皇帝的意志力强制发行，这显然不会为持币人接受。洪武年间，十贯钞值一石米，到了成化年间，一石米要用一百贯钞来换，货币贬值的是如此厉害，而且大明宝钞只发不收，失去了货币的对冲操作。

　　夏原吉生活的时代正是宝钞贬值的年代，针对宝钞发行量过多问题，夏原吉开始紧缩货币的发行量；针对宝钞的发行没有准备金的问题，夏原吉开始将食盐充作货币发行的准备金；针对宝钞只发不收的问题，夏原吉又加大了用宝钞收税的力度。
　　无论夏原吉针对大明宝钞改革的力度如何，他终究不能使得明王朝的纸币成为一种成熟而稳定运转的货币，终明一朝一直未能确立起一种成功的货币制度，洪武皇帝想通过那种简单、单纯的货币机制来管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帝国，这只是一相情愿。元代的统治者们依靠色目人建立了完备而精准的现代货币体系，但这种现代货币体系显然不适合儒家社会的土壤，在中国的儒家社会中这种精准的货币体系最终被碾碎。在中国这个奉行儒家道德规范的社会里产生不了任何现代的因子，它既不能对内抚平经济的波动，更无法参与大航海时代到来而带来的国际竞争。也许后来的中国的确需要一种主义，一种对政权产生更具体理解的主义。

　　夏原吉奉行的仍然是洪武时代遗留下来的那种僵硬财政政策，他是量入为出的信奉者，他反对加税，他只能使洪武时代的财政机制运转的更加完美。夏原吉将尽可能多的财政用于民生，他疏通河道、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减免税赋，夏原吉同时是一位奉公体国、廉洁自查的官员，在朱棣第三次北征之际，夏原吉跪下来劝阻朱棣，勃然大怒的朱棣将夏原吉投入牢中。当锦衣卫对夏原吉抄家之际才发现这个主管财政的官员竟然家无余财。

　　无论如何夏原吉在永乐的扩张时代，洪熙、宣德的退缩年代都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有他的存在，永乐时代不至于扩张过猛，有他的存在，仁宣两朝才能从永乐一朝的迅猛扩张中成功的软着陆。但受制于洪武时代僵硬、简单的财政体制，夏原吉始终无法给明王朝寻找到一个可以运转千年的药方，整个帝国的货币体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随性而为，其结果只能是越来越糟糕。

　　日期：2012-04-13　12:06:28
　　第十八章 解缙的悲剧人生
　　永乐一朝，皇帝任用的文官皆是前朝位卑没有得到重用的文官，这些文官大多没有什么个性化色彩，在强势的永乐皇帝面前，无论是立储还是北征这样的事件，这些官员大都是以极其式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洪武、永乐两朝大都具备相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两朝都是文官被压制的时代。既然永乐一朝的文官跟洪武一朝一样没有什么个性化特点，那么我们对于永乐文官的关注还是从立储问题切入。明王朝是中国的文官思想意识迸发的年代，但那只是明中期以后的事情，洪武、永乐两朝文官具备后期文官性格特点的唯解缙一人而已。解缙的行为放在永乐时代叫“拎不清”，如果放在明代日后的岁月，解缙的行为根本算不上什么。毕竟国初的政治环境大大炯异于明代后期。

　　解缙是江西吉水人，十九岁那年得中进士。洪武皇帝非常欣赏解缙的才华，想把他培养成帝国的典范，好让世人知道朱元璋手下也能出名士。朱元璋对解缙这样的青年才俊也尤其喜爱，他私下里对解缙说朕与你“恩犹父子”，解缙对这句话当了真，实际上也确实是真话。
　　解缙开始上书指责朱元璋刑法过重、变度太繁，令人无所适从，应该说解缙的上书清晰的指明了洪武皇帝身上存在的问题。解缙的上书在沉闷的洪武王朝响起了一记惊雷，人们纷纷等着看解缙的结局，朱元璋对解缙的话并没在意，因为洪武皇帝只是将此当作童言。事实表明解缙头脑极其机械，虽然这次朱元璋没有处罚他，但他随后又陷入跟地方官员扯皮中，他弹劾了一名官员，最后甚至发展到为李善长辩冤。朱元璋意识到如果任由解缙发展下去，解缙最终会跌入政治漩涡而毁了自己，出于保护解缙的考虑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四年让解缙的父亲来京将解缙领回了家，并说十年后再用。洪武皇帝本想让解缙历练十年，希望这十年的历练能够让解缙明白世事，事实证明十年后的解缙依然不明白世事。

　　时间进入到了建文朝，解缙虽然重返官场，但依然得不到重用，只是以一微末小吏的身份存在于建文朝廷。才子的光环早已淡去，没人会注意到他。燕王发动靖难之役后他的机会来了，由于在建文朝廷没有得到重用，他无须为建文效忠，当朱棣进入南京城后，他很显然会为新朝效忠，朱棣对于解缙这个才子的投奔欢喜异常，毕竟曾经的光环还在。

　　解缙在永乐朝是作为修书而存在，无论是修《永乐大典》还是重修《太祖实录》，解缙都是最佳人选。但永乐一朝一直有一个阴影，一个悬在所有人头上的达摩斯之剑，虽然没有人提，但它时刻装在所有人心中。它就是立储问题。
　　洪武时代本来没有立储问题，立储问题只是在朱标死后才凸现出来，后来洪武皇帝为了杜绝其他皇子觊觎皇位，最后严格按照宗法制立了皇太孙为储君。而永乐朝刚一建朝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显露出来了。朱棣一共有四子，第四子夭折，前面三个都是徐皇后所生，分别为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朱棣最喜欢的并不是皇长子朱高炽，而是皇二子朱高煦，朱高煦身材高大、相貌英武，像极了朱棣本人，靖难之役的四年朱高煦一直陪伴在自己左右，甚至数次相救自己于危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