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这是诗人高启所作两首诗中其中的一句，第一句是给元王朝唱赞歌，第二句是给明王朝唱赞歌，对于这类人朱元璋是不喜欢的。
　　通常高启是由于明代的一些事情而留声后代，但高启实际上是元代的诗人，他所活动的时间段和所作的大部分诗集都是在元代发生，他对大元是忠诚的。上面列举的《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作于至正十九年（1359年），当时正是天下大乱之际，韩林儿的龙凤政权发展到巅峰，三路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在这个年代，高启的心也是跟随着大元王朝一样风雨飘摇。

　　时值元大都的杂剧演员宜时秀来到江南演出，这宜时秀是已故著名杂剧演员郭芳卿的弟子，而郭芳卿是前任元朝皇帝文宗皇帝的座上宾。宜时秀一曲终了，高启联想到文宗皇帝在世的时候大元王朝那种皇皇景象，再联想到今日时局，不由感慨万千，便做出了“文皇在御升平日，上苑宸游驾频出”的诗句，高启对元王朝的赞叹是由衷的。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是高启于洪武二年（1369年）作于南京，此时诗人正受洪武皇帝之邀修《元史》，从全诗的那种悲凉氛围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诗人对于明王朝的不热衷，只是在最后一句上或许由于现实的原因而极为勉强的奉承了一句。朱元璋看到了这首诗，自然感到不快。
　　高启在朱元璋手下做官是不快的，他对朱元璋的高压手段是不认同的，所以当朱元璋提出授予他户部侍郎一职时高启坚决辞授，洪武皇帝顿时觉得很没面子，他认为高启看不起他，我想此刻的皇帝已经动了杀机，但大面还得过的去，皇帝没说什么，还送了高启川资让他回家。
　　事情并没有解决，朱元璋时刻盯着高启的一举一动，看他还有什么表现来印证自己的看法。果然，高启不愿去抱皇帝的大腿，反而去抱苏州知府魏观的大腿。杜车别认为高启的人格是卑下的。这进一步印证了洪武皇帝认为高启看不起自己的论断，他终于下定决心杀掉高启。
　　魏观是一个文人，具备文人的一切特质，相比较洪武皇帝，高启更喜欢跟这样的人交往。高启并没有什么过错，不买皇帝的账并不意味着要死亡，所以洪武皇帝只能盯着魏观来找高启的错误。
　　机会终于来了。这苏州府衙本是以前张士诚的皇宫，张死后，皇宫被明军焚毁，大明建国后，苏州知府一直在废墟上办公，所以魏观一直想重修知府衙门，这也无可厚非，可事情就出在这上头。到了上大梁那天，魏观特意让高启写了首《上梁文》，时至今日，这《上梁文》已经失传，里面具体写了些什么，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但高启在《上梁文》中形容苏州府衙是“龙盘虎踞”，要知道这里昔日是张士诚的府邸，不管高启是无心还是有心，我们都可以看出高启的狂妄与过分。魏观和高启尽皆被杀，其中高启还是腰斩而死。后来朱元璋为魏观平了反，承认魏观是冤枉的，但对高启却并没有平反。

　　国初此类例子比比皆是。草莽出身的朱元璋非常在乎文人对他的看法，他常常从文人留下作品的字里行间捕捉文人的思想脉络，但结果表明洪武帝通常是自寻烦恼。的确，国初的文人由于怀念元王朝和张士诚那种宽松的统治氛围，所以大多在诗词中对明政权表达了不满，洪武皇帝的心灵却偏偏无法得到释放，去跟这些过了气的文人计较，其结果只是徒给自己留下闲言碎语而于事无补。

　　高启一案是洪武皇帝对那些不肯合作的文人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在洪武皇帝的高压下，举国文人战战兢兢，沉闷的政治环境掐灭了文人的创作热情。无论这些文人是高尚还是卑下，他们的结局都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日期：2012-04-11　18:16:02
　　第十一章 朱元璋的理想
　　《明实录》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朱元璋看见南京城内有一些沿街露宿无家可归的流民，便让南京官员在南京城内找一块空地，盖260间房屋给无房的南京人免费居住，接着，朱元璋又让江苏华亭县的官员将当地宋朝遗留下来的居养院进行翻修，好让无房的当地人居住。眼看这两件时间都相继落实，朱元璋十分高兴，洪武八年正月朱元璋下圣旨将这种办法推行到全国，要求中书省官员派人四处寻访无衣食、无住房的人，给以衣食和住房，并说道自己在民间的时候目睹民间的疾苦，恨当时不能给天下饥民已庇护，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朕扫平四海，但御宇十余年来仍不能实现当初之志，各位臣工应该帮助朕实现这个理想，如若不然，你们也就没有必要来辅助朕，所以万不能使天下有一人无衣穿、无饭吃、无房住。

　　另外，在明帝国建立后，朱元璋在帝国的每一个乡村设立一个旌善亭和一个申明亭，旌善亭用来将那些榜样的人物姓名写在其中，以激发其他村民向其学习，申明亭则是处理村中纠纷的场所，由村中年高望重者来仲裁。每年的正月和十月，帝国的每个乡村都要举行免费的会餐，以增强乡民的凝聚力。
　　第一件事情表明朱元璋的民本思想。的确，平民出身的朱元璋代表的就是这个阶层的利益，不仅如此，教育、医疗、养老、丧葬也有一部分由政府来包办。无论是国子监还是各地的儒校都使得贫苦人家的孩子得到免费受教育的机会，开办于各地的惠民药局使得穷苦人能够免费抓药，养济院使得无子女老人能得以依靠，义冢专门用来安葬那些无处埋葬的逝者，当然了，这其中有些是宋元遗留下来的。

　　第二件事情表明朱元璋注重用道德的力量来治理乡村。朱元璋将这个国家改造成一个大的乡村，这么庞大的乡村依靠法治是难以触及的，道德的规范和乡村的自治使得这个庞大的国家能够保持稳定，孝子和贞妇甚至可以免除法律制裁。而各地乡村是可以直接越过地方官府向皇帝报告，这也使得明帝国在最初的政权组织形式中存在官治与民治的双轨制。

　　为了使每一个村民遵循他的道德规范，朱元璋亲手颁布用口语化风格写成的《大诰》，每户一册，由村中长老宣读，《大诰》以血淋淋的案例教导村民如何做人，如何遵循道德规范。当初在南京讲读《大诰》的时候，二十万人前来观摩，朱元璋无一例外的给这二十万人发放了路费，《大诰》被印制了数千万册，传遍了帝国的每个角落。《大诰》通篇充满了酷刑与灭族，见证了这个帝国的专制与残暴，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大诰》最终被《大明律》所替代。

　　朱元璋是一个纯粹的人，平民出身的他没见过那些潜规则，他不知道人性都存在两面性，他也不知道世间万物都存在阴与阳。所有的人都应该遵循他的规范，所有的事都应该按照他的标准去做。农民应该辛勤耕作、军人应该勇敢打仗、工匠应该积极劳动、商人应该本分经营、官吏应该尽职尽责，所有不符合这些行为规范的人都会受到皇帝严厉的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