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回忆到这里，我的眼睛总要湿润一会，我并不是在控诉什么，相反，那似乎是我人生里最美妙的时间了。如果我知道后来所发生的一切，我不会那么早离开他们来到香港。
　　我小的时候长的很像外公，我母亲说，虽然我没见过外公，但是母亲偷偷保存的一张外公的照片，我还是看见了。外公在那张照片里，约莫20多岁，眼睛明亮，鼻子高挺，嘴巴微微向上扬着，头发是当时流行的三七开的分头，穿着浅色的西装，内里套了件格子的衬衣，显得精神抖擞的样子，只是他的右胳膊搂了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男孩子，一件贴身的浅色西装，里面是件白衬衣。脸色消瘦，头发有些稀疏，面容有点病恹恹样子。母亲告诉我，这个就是我的小外公。

　　我一点也没什么感觉，那个人能给我奶糕吃么？不能！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日期：2011-1-1 23:12:00
　　我对自己的身份也一直没什么特别的感觉，直到小学时，大家都开始套上红袖章，别着毛主席像章，争当“红卫兵”时候，我被组织者严词拒绝了，还叱责我是来抹“红卫兵”光荣形象，说我是反动派的后代，是“黑崽子”。
　　我有些懵了，哭着跑回去，问妈妈，为什么他们不让我参加“红卫兵”，还骂我是“黑崽子”，妈妈抱着我，半天没说一句话。最后，扳着我的肩膀和我说了一句“儿子，记住！终有一天，天会变的！”我还是不明白，但是，我开始明白我和周围的孩子身份不一样，没有资格再和他们玩了，我变的沉默少语，每天只是蹲在家门口的树下，用树枝逗着蚂蚁玩。

　　远处，我的父亲抬起头看见蹲在地上默默无语的我，总是走过来，用早已粗糙不堪的手摸摸我的头，塞给我快饼干或者干瘪的苹果。
　　这样的日子似乎过了很久，当我16岁那年，城市和学校开始宣传革命知识青年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接受锻炼，著名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我们这样的有历史问题的家庭也自然受到了冲击，我的父母因为平时恭顺，对待每个人都是客气无比，连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见了面，都十分友好地招呼，塞些饼干，糖果什么。
　　那个年代，形势虽然一片大好，可是人吃五谷杂粮总归还是有个头疼脑热的毛病的。此时的医院早就乱套了，大大小小的医院里已经被成分好的卫校的小伙子小姑娘们把持着，老的医生有技术的医生被当成了“白专路线代表”早赶进了“牛棚”。
　　可惜的是这些“小将”们大道理都是慷慨激昂，治病救人，那是不会的；至于看病能否看好，那只有天晓得了。去医院的病人，看个病，医生们还要问下成分是什么。若是革命家庭，革命群众，还能随手配个药，打个针什么的；若是我们这般的家庭，那定是棍棒伺候，打将出去的。
　　幸好父亲早年是这个城市有名的外科医生，一般的内科毛病也多少能看一些。这个优势不但在当时保全了我们的家庭，也为我之后去香港带来了提供了机会。
　　许多的周围的邻居都会来家里请父亲诊断、看病，这个时候讲的是革命同志的情谊了，不在乎什么成分了。
　　人们在生死问题的面前总是卑微和恐惧的。
　　　记得，当时有个街道的革委会主任，吉林长春人，之前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个干事，是王洪文的同事加同乡，有了这层关系后，和王洪文打的火热。
　　文丨革丨开始后，是“工总司”的一个小头目，随王直接策划并参与了1966年11月9日的“安亭事业”以及随后的“康平路事件”等上海著名的造反活动。
　　但是这个家伙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好色！与无数有夫之妇打的火热，气焰嚣张，平时又不把徐景贤放在眼里，为徐所厌恶。
　　后来因利用王洪文的幌子骗奸了原市委的几个干部的女儿，被这些老干部告到王洪文处，王此时正得到风声，即将上调中央，不想受人以柄，加上徐景贤一边吹风，此人于是被发配到南市区，来到我们家所在的街道革委会，当了一名革委会主任。
　　只是此人恶习不改，没有了显赫身份，反而越发肆无忌惮。不断利用职权**，调戏普通妇女，众人皆知此人背景，敢怒不敢言。
　　一日，此人找到我父亲，神秘地找去他办公室，找我父亲帮一个忙：原来，他属下一个街道办一个女性工作人员被他搞大了肚子，需要父亲帮他去处理这个棘手问题。

　　父亲虽然十分鄙视此人，但是，此人却是我们这个里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官了，只能强压恶心，勉强答应。
　　手术是在街道的一个下设小厂里做的，器械是这个主任早就按父亲的要求准备好的。因为没有护士，父亲只好找了母亲做了助手。
　　因为怀孕的时间还不算长，手术还算顺利，父亲最担心的大出血没有发生，那个主任很满意，送回女下属回去后，大包大揽地对父亲许诺，今后有任何问题可以找他帮忙。
　　父亲没有吭声，默默推着自行车和母亲回到了家中。
　　一回到家，父亲和母亲抱头痛哭，我和姐姐不知所措站在一旁，父亲拉过我，一字一句地对母亲说“这个地方，小祥（我的乳名）和馨妤（我姐姐）不能再待了！我们必须把他们送走！”
　　母亲有些舍不得，但是看见父亲悲愤的样子，无奈地叹了口气。

　　日期：2011-1-1 23:13:00
　　%2012，我想提前告诉大家的一点的是，那天虽然并非世界末日，但是是个倒计时的开始。
　　我们所生存的宇宙其实是个漏斗，漏斗是对称的，并非我们意念中是个整体空间的概念，说的简单点，我们的世界是平行的，每个地方都有对应的宇宙节点，宇宙的外面是什么，你想过么？
　　还想提醒大家的是，促使我写下此文的原因，是前端时间，美国的一批退役的空军军官集体出来追忆他们曾今接触过的种种不可思议的故事（所谓UFO只是内地报道的一个障眼法）；还有新西兰公布了几千份有关不明飞行物的调查报告。大陆的央视也报道了，但是语焉不详，还有至今世界各地不断的“天坑”出现（大陆好像已经不报道了）……

　　我是在香港看见这些事情的报道的，很多事情的真相我很清楚。
　　大家完全可以怀疑这些报告99%都是假的，但是，如果有一件，只要一件！确实是真实事件的话，请仔细思索一下，那么你们的信仰和政治体系会变成什么样呢？
　　　我想，是时候把一切都说出来了。
　　父亲那天的话，不是随便说的，我是后来意识到的。
　　那件小手术事情发生以后，我发觉父母变的很神秘。母亲收藏了一部收音机，德国“根德”的老牌子，是外公的遗物。
　　只是母亲一直很小心地收藏在外婆陪嫁时候遗留下来的一个大木头箱子下面，平时很少听，也从不让我们姐弟俩碰。
　　父亲是知道这个收音机的，也从不去关心。我曾今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拿出来用，他淡淡地说，没什么好听的。
　　我觉得也是，那时候各家虽然都没收音机，但是并不缺广播。在各个街道，弄堂口，以及学校操场，都安置着巨大的扩音喇叭。每天几乎昼夜不停地广播大好形势或是对某某领导的批判。偶有有点音乐，不是《东方红》就是《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

　　有时深夜，喇叭好容易停了，也可能会突然噪杂起来，开始不听播放《东方红》，我们所有人必须立刻爬起来，穿好衣服，恭顺地集合在街道上，那是有最高指示出来了。
　　我觉得神秘的事情是说，我的家是个老式的厢房，一室一厅，父母在房间内睡，我和姐姐是在厅里各搭了个床睡，厨房和卫生间是公用的。
　　那时候没什么夜生活的，我们都睡的很早。
　　有天夜里，我发现父母房间里门是关着，但是传来一些很轻微的悉悉索索的的似乎有人报数字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