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锦林笑笑：“他这种行为，搁前几年还叫投机倒把呢。不过我有个朋友也正在南方倒腾音像制品什么的，听说也挺挣钱的。”
　　钱静眼里放光地用讨好孙锦林的语气说道：“小孙，我最喜欢小虎队了，你让他下次帮我带点小虎队的磁带行不行。”
　　孙锦林痛快的答应：“这有什么问题呢！”
　　钱静开心地感谢道：“我就知道咱们小孙最靠谱了！”接着，她话锋一转，“不过话说回来，他们这些倒腾实物的在赚钱也比不过接待办张处长现在干的事赚钱。”
　　孙锦林是从社会上转岗进市政府招待所的，他自然对接待办的领导们还没什么了解，他好奇地向钱静问道：“张处长？”
　　钱静说：“对呀，就是市接待办最年轻的处长张逸文，今年张处长才三十出头。”
　　孙锦林追问道：“你讲讲，张处长怎么赚钱？他贪污腐败了？”
　　钱静笑笑：“傻小子，你像哪里去了？人家张处长啊，是靠炒股赚钱！就不说别的，你知不知道上上个月深圳证券交易所把涨停板设定了10%的限制，就是因为有的股票涨得太猛了。”
　　孙锦林撇撇嘴：“股票，我听说过，没见过。张处长还能靠炒股发家了？你要这么说，我还是更欣赏陈闵明这种倒爷，人家好歹是干实业的呀！”
　　钱静摇摇头笑笑，懒得再向孙锦林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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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闵明在招待所后楼狭小局促的长包房里，坐在小办公桌前看着他好不容易拿到手的营业执照副本，踌躇满志的时候，市政府招待所的所长赵保国，正坐在市政府招待所最大最气派的办公室里唉声叹气。
　　他那市接待办的老领导刚刚退休了，可老领导在退休之前却并没有把他调回接待办。
　　妈的，被他耍了，赵保国在心中暗暗骂道！自己来招待所已经五六年了，这期间除了从所长升为所长兼丨党丨委书记，自己几乎就没什么变化；反倒是那个咋咋呼呼每天打了鸡血一样的吕红莲，已经从办公室主任升职成了副所长，而且现在管理一切大小运营事务，几乎快要把他这个正牌所长架空了。想到这，赵保国心中更为憋闷。
　　接待办新来的领导比自己整整小了十岁，年富力强，想法众多，还力排众议提拔了年轻有为但痴迷炒股的副处长张逸文为处长，就因为主任知道张逸文这小子有两把刷子。
　　赵保国看准了，这个新领导任内，必然是要做点事情给自己增加点成绩的。那么怎么才能让他带上我？就成了赵保国心里琢磨的事情。他也不准备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还是趁自己还在招待所的时候，利用好这个大平台多结交些高官巨贾，为自己，也为以后儿子的事业多搭建些人脉桥梁，才算不蹉跎岁月。赵保国又叹了口气，然后悠悠地喝起了杯中的凤凰单枞，开始为了自己退休前的职业生涯琢磨起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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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的秋天热闹非凡。
　　九月初，花园山举行了燕东市的第一届花展，山上的所有观赏地带，都被种满了各种颜色争奇斗艳的鲜花。爸爸妈妈抱着我上山。在长得像蘑菇一样的凉亭前，在铁索桥上，在人工湖旁，我爸用他新买的傻瓜相机给我拍了若干张照片。
　　相机是他在友谊商店用外汇券买的，外汇券是在前台，孙锦林找门路帮我妈换的，跟人民币一比一的兑换比例。我妈方真真惊诧于，自己在前台工作这么多年也没想着跟入住外宾换外汇券，而孙锦林谈笑风生间笑嘻嘻就把这事给办了，招儿可真多！
　　我妈总想着，不能白占人家便宜，得还上孙锦林的人情。正好紧接着我爸王彬去北京出差。那时距离北京亚运会只有一两周了，全国人民都聚焦在这场盛会上，连带着吉祥物盼盼也家喻户晓。我妈于是让我爸多带点亚运会盼盼纪念品。其实我爸带回来的无非也就是些钥匙链，盼盼小公仔，奖牌玩具之类的。我妈给高燕霞、冯雁、和前台每个同事都分一个之后，其他的全悄悄给了孙锦林，可让孙锦林高兴得不得了。

　　然而孙锦林不是把这堆小纪念品摆在家里或送给亲朋，而是寄放在朴敏的卡拉OK厅给卖了出去，居然小赚了几顿饭钱！于是孙锦林在投桃报李地请我爸妈和前台众姐妹吃饭之外，又悄悄帮我妈换了好多外汇券。

　　钱静看到孙锦林的这顿操作，不禁跟他开玩笑道：“怎么？咱们小孙也想当小倒爷？”
　　孙锦林大大咧咧地说道：“我也就是玩玩，既不想陈闵明能南北两地折腾，也不像你说的那个张处长能靠着炒股赚大钱。”
　　钱静把嘴一撇：“你快别提张处长了，你还没听说么，张处长最近嚷嚷着求领导给他降职呢？”
　　孙锦林不解：“他这是犯了什么错误负荆请罪么？”孙锦林因为在前台渐渐接触有层次的人多了，说话开始喜欢夹带四字成语。
　　钱静倒是完全没注意到孙锦林的小小卖弄，她解释道：“你还不知道么？刚刚出了个政策，处级以上干部不能炒股，张逸文大处长嚷嚷着求领导给他降级，是为了炒股啊！”
　　孙锦林惊叹：“这得多大的瘾啊！官儿都不愿意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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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1991年的春天被送去市政府招待所里的小托儿所的时候，实际年龄还不满三岁。
　　那时候，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还没有退休，爸爸妈妈的工作也繁忙得很，大家实在没有办法再轮流请假照顾我了。因为白天在家里无人照看，我被提前送到了招待所里为职工子女所办的小托儿所。所谓小托儿所，其实就是在招待所后楼打通了几个原本是餐厅包房的大房间，然后再派客房部不同的女员工，轮流过去照看招待所职工的几个还没到上幼儿园年龄的小孩。
　　在小托儿所里，跟我关系最好的是洋洋姐，她是高燕霞阿姨和吴建东叔叔的女儿，大名叫吴洋洋。洋洋姐只比我大几个月，但因为她出生于1988年，因而比我早一年进入小托儿所。她妈和我妈是同事兼闺蜜，所以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已经分别被妈妈抱着去对方家里玩很多次了，她是我在小托儿所唯一熟悉的人。
　　洋洋姐皮肤雪白，眼睛大得像两颗水汪汪的杏子，小嘴肉嘟嘟的，长得十分可爱，因而被阿姨们起了个外号，叫‘洋娃娃’。我来了托儿所以后，可能是为了公平起见，阿姨们也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大娃娃’。但我其实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外号，每次她们叫我大娃娃，我都会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怀疑她们是不是因为我的脑袋比较大，才给我起了这么个外号。

　　我刚到小托儿所的时候很不适应，天天咧着嘴，哭得惊天动地。这个时候，穿着漂亮的带蕾丝花边罩衣的洋洋走过来，用她的小手握住我的小手摇起来，然后笑眯眯地看着我。很神奇，她这样逗逗我，我就不哭了。
　　不知是因为吕姥姥的一句我是招待所的小福星，还是因为我妈是前厅部副经理，我顺理成章地成了招待所前台的宠儿。在小托儿所每天傍晚五点关门后，洋洋就会被接回到餐厅部，而我则一般被不同的阿姨抱回前台——谁抱我回去取决于她们谁当班，以及忙碌程度。然后我就会安安静静地待在前台的休息室里，一边被阿姨们逗着，一边等待爸爸妈妈下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