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木头的确没有考虑张团附的这个假设，他对奇袭之后能够全身而退充满信心，所以蛮不在乎地摆摆手，准备再扔出几句豪言壮语。但突然响起的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他。
　　是北城的一营长打来的，报告城外的日军在重新部署，一支显然是没有参与刚才进攻的队伍，被摆到了前沿。一营长判断，日军的二次攻城，近在眼前。
　　这个情况终结了团部里的分歧：鬼子竟然在遭受了刚才的迎头痛击后，如此之快就摆开了卷土重来的架势，看来，他们对丰店志在必得。秦忠孝让二营长即刻回东城主持；同时，他要赵木头亲自带人去晋军570团的团部，叮嘱该团务必加强西、南城防的戒备——眼下北城在与日军硬碰硬，其它三面城，绝对不容有任何疏忽。
　　然后，秦忠孝带上张团附，直接奔赴了北城，他要亲眼看看攻城日军的战力。
　　……
　　正如391团的一营在城墙上观察到的，日军联队刚刚进行了调整。大冢康介命令福田大队下去休息，将相川大队调了上来。大佐既后悔自己的轻敌，也恼怒中国守军的顽抗，这一次，他必须让对手尝尝他的厉害。
　　但直到吃过了午饭，野炮大队才领到了命令，重新调整起了射界。率兵立在炮兵阵地前面的相川少佐，没有福田冈那么剽悍，却多出几分的城府，这恰恰是大冢康介此时需要的。
　　旅团部的回电也终于到了。旅团长萩原晃少将，不同意大冢从留守君陵的部队里再抽调力量驰援丰店前线，但同时告诉他，从绥远开来的蒙疆军的一个骑兵团（作者注：蒙疆军，即侵华日军操纵成立的德王伪政府“蒙疆联合委员会”下辖的军队），今天已经从太原出发，将驰援至丰店，配属给大冢联队。同时要他尽可能侦察清楚，出现在丰店侧翼的八路军是否为林师，是否为其主力部队。
　　蒙疆军的骑兵团？大冢摇摇头，他从来不信任中国人，这些由所谓的“汉奸”组建的军队，大冢虽没打过交道，可是对其毫无认同。罢了，等他们开上来，再考虑交给其什么鸡毛蒜皮的任务吧。
　　他也暂时不去考虑侦察八路军动向的问题，毕竟对方目前还没有从小榆树山方向压过来的苗头，待打开丰店城，他会再派岩田这个混蛋回去旧地侦察。
　　这次从君陵出发之前，旅团长萩原晃少将给他的作战指令是：五天之内，攻克丰店，然后从小榆树山东麓进山，从西麓出山，继续攻打同蒲路上的文城。刚接到命令时，对着最近更新过的军事地图，大冢一度有些不解——文城就在同蒲铁道线上，如果从君陵出发直接沿铁道线进攻之，会省时省力得多，但如今却要先占领这个偏于一隅的丰店县，再经山路绕道向文城攻击，不知旅团长是何用意。并且，师团部还将一个工兵中队加入了他的出征队列，这个工兵中队却又不归他调遣，而是准备进入小榆树山执行独立任务。

　　大冢是不折不扣的职业军人，绝对不会过度猜疑上峰的命令。
　　他对五天的期限自信满满：中-央军的391团，好像在太原战场上听说过这个番号，但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队伍；至于阎锡山的什么独立旅，大冢更是不屑一顾。
　　他计划最多两天拿下丰店，顺便放两天假，让手下这些精力过剩的武夫们在县城里好好乐一乐，然后开拔穿过小榆树山去攻击文城。
　　午饭的气味已经在旷野里消散得差不多，联队长走出野战帐篷，重新骑上马，扫视了一遍联队的最新布势，又看了看那块怀表：是时候了。
　　打扫完战场的八路军二营，迅速地撤离了大王峪，返回到几里开外的西窑村，此前，他们已经在那里秘密驻扎了几天。
　　尽管跟鬼子骑兵的这场遭遇战伤亡不算小，但斩获也还是相当可观。枪支方面：从日军手里缴获了四十一枝小马枪，一支手枪，从晋军溃兵那里收缴了五十三枝步枪，子丨弹丨均充足。此外，另有日军骑兵的二十八匹军马，以及马刀、大衣、马靴等。除了去年刚过黄河后的平型关之战的缴获，二营还从来没有如此阔气过。而且，这一次是一个营“吃独食”。
　　吴子健已经将战损抛到了脑后，他兴冲冲地在小村子中心的一块空场上召集四个连的连长，开始分配战利品（按照他与营长冯长治的分工，武器装备这一块，归他调配）。这是二营5连的历史性时刻，这一天开始，5连全连彻底告别了汉阳造和老套筒等旧式武器，实现了全部三八式和中正式的先进步枪装备。
　　李天林乐得嘴都合不拢，作为二营的主力连，他们一向受到优先关照，全营唯一的一挺马克沁重机枪就在他们连，六挺捷克轻机枪他们也占有了一半。一直忧心忡忡的副连长夏连山的脸上，也禁不住露出了喜色。

　　而在帐篷搭就的营部里，教导员刘恕的心情却颇为复杂——丰厚的战利品的确值得庆贺，特别是二十八匹军马的收获令人喜出望外；但这一仗全营的伤亡也实在太大了。而且，教导员目前最担忧的，还不是一仗两仗的损失，他从这场临时上阵的战斗里，看到了吴子健等“主战派”势力的强大，这才是令他格外警惕和焦虑的。
　　自从去年十月忻口会战以国军失利为告终，八路军就已经开始遵照延安指示，逐步化整为零，潜入到敌后。在延安方面看来，山西无论如何是守不住的，而八路军必须抓住国军主力被日军击溃的大好良机，放手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和政权，扩充自己的武装力量。太原被日军攻陷后，这一部署越发明朗和急迫。
　　刘恕只是一个营级的政治主官，但他对延安的指示是深谙其中三味的。作为长征过来的老资格红军，刘恕切身体会到了颠沛流离的痛楚，到达陕北后，虽然得到了暂时的喘息和休整，但国民政府的追剿大军始终环伺在旁。如今，一切都大不同了：山西的崇山峻岭，给红军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驰骋施展的天地；更重要的是，日军在山西的主力转战河北、山东而去，国民政府的中-央军和晋绥军也被压迫到了晋南和晋西南；在许多区域，几乎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能对红军构成威胁，正是大展宏图的好机会，此时不干，更待何时！

　　因此，在晋东北的五台，当团首长和师、旅首长，将二营独力开赴晋中南的关门山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任务交待给刘恕和营长的时候，刘恕的一腔热血就沸腾起来了，他的脑海里，瞬间勾勒出未来在那个名叫关门山的陌生地区、二营发展壮大的蓝图。
　　但兴奋之余，刘恕也暗暗感到此行的艰难所在：那不是来自外部，而恰恰是在部队自身！作为打响抗日首战的八路军劲旅，林师上下对平型关大捷念念不忘；那一战，也确实提升了全军乃至全国的抗战士气。但是，刘恕对那一战感触更深的，则还是全师的重大伤亡，据说已达到千人，超过了消灭日军的人数！这是不折不扣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啊。以二营为例，不算战士，仅主官就牺牲了一个副营长和七个连长、副连长——吴子健和李天林，就是在那一战之后，分别由连长和副连长提升为副营长和连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