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公羊传》解释了为何《春秋》不明言隐公即位，即《春秋》这样写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意。按照公羊学的观点，隐公本来的心意就是要将来还政于桓公的，之所以最后要还政于桓公，则是因为桓公虽然年幼，但是他地位尊贵，隐公虽然年长，但是地位相对较低，桓公才是惠公君位的合法继承人。但是这兄弟俩的尊卑之别不是很大，一般的国人也不清楚这点。当时大家都觉得隐公年长而且贤能，于是诸位大夫就拥戴了隐公。如果隐公当时即位了，后来桓公能不能即位就不好说了。而且以当时桓公年幼，如果直接即位，恐怕朝里的大臣也未必能安心辅佐他。所以隐公就暂行摄政。隐公之所以没有即位，说明他一开始就想的是要未来还政于桓公的。隐公既然年长而且贤能，为什么不能即位呢？因为按照“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隐公不适合。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后来封建时代在爵位继承时一直遵循的一个很重要原则——嫡长子继承制。以今天人的眼光看，选贤任能才对啊，为何要始终坚持嫡长子继承这个原则呢？原因其实很简单，所谓“贤能”，这个标准没法精确衡量啊，一家弟兄好几个，你说老二贤能，我说老三优秀，怎么办？争论不下来了那只好诉诸武力了，所以说如果用是否贤德来做标准，缺乏可操作性，只会引发很多矛盾。而“嫡长子”则是有统一精确的标准的——正室夫人生的长子——这个标准简单粗暴精确，可操作性又强，因此，成为后来名义上尊奉的原则。而儒家是很重视这个名分的，公羊学也正是从细微处来阐述、弘扬这些观点的。“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其实说了两种情况：有嫡子的时候，嫡子里面的长子是第一继承人；没有嫡出的儿子，只有庶出的儿子的时候，这时候庶子里面，谁的身份高贵，谁就是第一继承人。

　　隐公和桓公谁是惠公的第一继承人，恰好就是按照“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确定的。因为惠公的正室夫人没有生儿子，现有的两个儿子都是庶夫人生的，但是，桓公的母亲地位更尊贵一些，因为她是宋武公的女儿。而且按前面引用的《史记·鲁周公世家》的记载，惠公在的时候甚至可能明确了“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的。我猜测如果惠公确实如《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的这样明确过，除了他喜欢仲子导致对允偏心外，还有一个原因应该也是考虑到仲子的出身更高贵一些——毕竟，当时这种贵族的婚姻背后往往都有很多政治利益的考量，一般正室夫人的出身都相对尊贵一些，这也意味着正室夫人的娘家势力相对强大一些，如果得罪了某个孩子的母亲，很可能意味着你得罪了这个母亲背后的政治势力，那会引发什么问题就不好说了——大的话，真的可能会身死亡国的。这点，距离隐公时期不远的周幽王和周平王就是例子。幽王之所以身死、西周之所以覆亡，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幽王宠爱褒姒，想立褒姒的儿子为太子。而当时幽王的正牌的太子是宜臼，他的母亲是申国国君的女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女儿和外孙的利益不被侵犯，申侯联合戎人发动叛乱，导致幽王身死西周覆亡。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宜臼虽然后来在一些贵族的拥立下继承了周王位，成了周平王，但是平王在一开始很长一段时间里，背上了弑父的罪名，导致有一部分势力是拒绝承认他的合法地位的。隐公与桓公相比，显然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姥爷，不然隐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即位了。

　　在强调了继承人选择的两个重要原则后，《公羊传》针对隐公桓公哪个人更有继承权做了归纳总结，得出另一个重要的结论——“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子以母贵”，桓公继承权优于隐公就是例子；“母以子贵”，则反过来强调了孩子继承了相应的权利地位后，对应的母亲身份地位应该得到提升——这点后世也有很多典型案例，但与我们讨论的《春秋》开篇几个字关系不大，因此这里就不赘述。

　　《谷梁传》对“元年春，王正月”这六个字的相关记载如下：

　　传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则桓恶矣。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善则其不正何也？春秋贵义不贵惠，信道不信邪。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

　　《谷梁传》也是认同隐公从一开始就是准备要还政于桓公的——这点上三传是达成一致的。但是对于隐公准备让位于桓公这件事对不对上，《谷梁传》则认为不对。虽然隐公这件事做得不对，但是“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还是成全了隐公。之所以成全隐公，是为了反衬桓公的恶——隐公本来就是要还政于桓公的，结果还是被桓公杀了，一对比，更突显出隐公的善与桓公的恶。但是，按照《谷梁传》的观点，隐公虽然这件事上做的是“善”，但并不对，也就是说，在《谷梁传》看来，“好的”和“对的”是两个概念，做的好，但并不能代表你做的就对。例如隐公一开始就准备将来要还政于桓公，就是做的好但不对的典型例子。原因就在于《谷梁传》认为“春秋贵义不贵惠，信道不信邪”，即《春秋》褒扬的是大义，而不是小恩小惠，崇信的是正道而非邪道。“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意思是说一个真正孝顺的儿子，要想办法彰显自己父亲好的品德行为，而不是彰显父亲不好的方面。当初惠公准备把继承权给桓公，这点本身就不正确——《谷梁传》为何会认为惠公选择桓公而非隐公继承国君是不正确的做法，是我读到这里的疑惑，但是《谷梁传》对此并未有进一步的解释，我自己琢磨，可能原因是《公羊传》里那句“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即隐公和桓公身份尊卑之间的差别，其实并不是那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二人身份尊卑既然差别不大，那就长且贤的隐公显然才是正确的选择——但到底是不是如此，我也不确定。

　　《谷梁传》在惠公选择继承人一事上认为，惠公选择桓公是不对的，但是“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言下之意，隐公之所以能摄政，其实是惠公在去世之前首肯同意了的，而惠公之所以能同意隐公摄政，就是心底已经知道自己选择桓公继承君位是不正确的。而隐公应该也已经明白父亲的心意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摄政想着未来要还政于桓公，就是放大了父亲在这件事上恶的一面啊。所以《谷梁传》就此事得出的结论就是：“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意思是说兄和弟的长幼顺序，是老天定下来的。做儿子的，你要遵照父亲的要求，做诸侯的，要遵照君王的要求。而隐公的所作所为恰恰是既不遵照老天定下来的顺序，又不遵照君王和父亲的意愿啊，目的不过是为了他自己以为正确的小恩惠于桓公罢了。所以说，相对于为君为诸侯的大道而言，隐公的行为只是小道而已，为了这点小道而轻视了鲁国国君这样重要的身份应该承担的更大担当啊，要就一个合格的国君标准而言，他还没有做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