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氏兄弟还未见人，就出手相助这两个下放户，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虞氏宗族的祖籍也在苏南，他们的根也在吴中。他们对从祖先的故地苏南下放而来的下放户们，心理上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身为豪门望族的虞氏祖先，为何要从苏南鱼米之乡、富庶之地，迁入蛮荒凄凉的苏北苇**草滩上，这不是疑案而是历史真实。它源于明朝初年，那场历时一百余年的人口大迁徙，也就是明初著名的“红巾赶散”（或“红蝇赶散”）事件。
　　大明洪武初年，开国皇帝朱元璋下旨疏散江南人口。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初定天下的朱明王朝，开始迁徙苏、松、杭、嘉　、湖诸府富绅4000余户，至临濠垦田。强制迁移江南富商大户14万户，到凤阳府安置。

　　在此后的一百余年间，明王朝又陆续将江南各地的富户举家、举族迁徙到苏北各地。据史学家估计，祖籍江南的富绅大户，累计约有45万人，从吴中各地“奉旨”到苏州城西北的阊门集合，然后在官军的押送下，乘舟远行，迁徙到位于苏北的扬州府境和淮安府境安置。
　　这场历时百年、规模空前的人口大迁徙，史称“洪武赶散”或“红巾赶散”。
　　祖居苏州句容的江南望族虞氏一脉，其首字辈共五十八个兄弟，正是在洪武初年这场惨绝人寰的人口大迁徙中，率全家数百口从苏州的阊门出发，在官军的押解下，走水路来到当时是漫漫盐碱地和一片无边芦苇荒滩的苏北，煮盐捕鱼，插草为标，垦荒建埠，繁衍生息，人丁逐渐兴旺起来。
　　虞氏“五十八首”定居苏北后，在其后的数百年里，历经明、清两朝及民国期间的大混乱，其分支又多次迁徙，到新中国成立时，苏北虞氏子孙已经遍布全国各地。
　　到虞松远父亲虞新河这辈时，因数十年战乱频仍，曾经高大威严的苏北虞氏宗祠，早已湮灭于战火销烟中。留在苏北祖籍的也仅剩数万人，分布在以虞家村为中心的若干自然村中。
　　虞松远从未见过自己的爷爷奶奶、舅爹舅奶（苏北方言，外公外婆），更不用说享受来自他们的疼爱。父亲和小爷从来对自己的家世讳莫如深，虞松远年龄稍大后，只能从村里的老人们口中，打探得一星半点自己曾经辉煌的家世。
　　日本人来之前，爷爷是虞家村的族长，也是著名乡绅。1939年春，日军从二圣港登陆，很快占领了县城和灌河两岸的广大乡村。
　　1940年夏天，驻县城的日伪军突然围困了虞家村。日本人逼迫爷爷出任县维持会副会长，如果不从，将烧毁虞氏宗祠，并烧死他夫妻二人和全家。

　　正值盛年的爷爷没有犹豫，虽然只是一介乡绅，在苟且生命与民族大义面前，他选择了后者。当辉煌的虞氏宗祠和虞家老宅被日伪军点着，即将变成一片火海时，爷爷没有丝毫胆怯，却捋着长须，面对日寇的刺刀仰天长笑。
　　他拄着拐杖，戴着瓜皮帽子，搀着盛装的奶奶，在虞家村数百名村民的注目下，一步一步地，颤巍巍地，走进烈焰之中。全家二十余口老少，抱在一起，与虞氏宗祠、虞家老宅一起，被熊熊大火化为灰烬。
　　那一年，爷爷五十出头，奶奶不到四十岁。
　　老人们说，日本人撤走后，大火烧了大半夜，虞氏宗祠、虞家老宅成了一片断垣残壁，虞家村男女老少几百口，全部跪倒在废墟前，痛哭失声。凌晨时分，天降暴雨，呜呜咽咽、噼噼啪啪的大暴雨，一直下了二天两夜。
　　虞氏宗祠和虞家老宅大火烧起之时，虞新河带着弟弟虞新民和佘文芳、佘文秀姐妹，躲在家塾内院的枯井之下。这口枯井，底下有一个砖砌的小房间，里面常备少量水和食物。井口被藏匿在夹墙之内，较为隐蔽。

　　日本人来了后，爷爷为了防备为一，专门改建了书塾，秘建了这一设施，作为危急时儿女们的逃生之路，不想还真派上了用场。
　　日军突然进村，在抓走爷爷奶奶时，已经将全村封锁。爷爷请的家塾老师佘先生，在日寇进入家塾搜查之前，迅速将四个孩子推进夹墙之内，并让他们进入枯井中躲藏。而他自己，安然端坐在家塾之内，铁心追随虞老爷夫妇踏焰西去。
　　佘先生也是大户人家出身，是从沈阳逃难而来的旧式文人，还是前清的秀才。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天文地理，无所不晓。
　　芦沟桥事变后，他带着两个女儿，从北平顺着陇海路，一路逃荒到苏北。当时，饿殍枕藉，遍地难民。奶奶专门在村里开了粥棚，救济逃荒的难民。
　　据说佘先生带着两个十岁出头的同胞女儿，走到虞家村时，三人都走不动了。或者这就是缘分，奶奶在粥棚内看到佘先生的两个泥猴子一样的孪生女儿时，小脚也就跟着就挪不动了。
　　两个小姐妹头发乱得象一堆稻草，身上脏得象两个泥人，睁着两双惊恐的大眼睛，怯生生地看着奶奶。奶奶将她们领回家里，让她们洗澡换衣，收留了她们父女三人。

　　爷爷只与佘先生交谈了一次，便请他做起了家塾的老师，奶奶则收佘氏姐妹俩为义女。从此，佘先生便在虞家村安顿下来，做了两年多时间的家塾先生，教虞新河、虞新民兄弟和自己两个女儿读书。
　　虞氏宗祠和虞家老宅被焚毁的当夜，凌晨时分，虞新河带着弟弟虞新民和两个小姐妹，冒着大雨钻出废墟，逃离村庄。他们躲躲藏藏，避开村庄和行人，步行向东走了一天二夜，来到海边千里芦苇**内的一个小村庄。
　　虞新河的姨父姨母家，正是在这个叫半沙村的小村庄里。已经14岁的虞新河带着三个都是11岁的弟弟妹妹，在姨父姨母家躲藏了两年。1943年春节后，他们离开姨父家，开始流浪四乡，只到日本人投降后，才返回虞家村。
　　虽然父亲母亲和小爷小婶对这二年的经历，口风很严，不曾对外透露一星半点。但村里的老人们都信誓旦旦地说，这两年间，县城和全县各据点，一天也没安宁过，日本人、汉奸一旦落单，就会被人杀死。到日本人投降前，参与虞家村大屠杀的日本人和汉奸，基本都被追杀殆尽。
　　虞松远曾感到怀疑，也觉得难以想象。父亲当时只有16岁，而妈妈和小爷小婶都只有13岁，他们只是四个孩子，这怎么可能？
　　姨父家所在的半沙村，离日军据点二圣港只有三十多华里。这里人烟稀少，村庄四周都是草滩和芦苇**，偏僻荒凉，是一个游击区。与这里相隔不足二十公里的废黄河和中山河南边，就是新四军三师八旅的根据地。

　　姨父叫章文伯，是一个小地主，与虞松远爷爷一样，都是有胆有识有血性的苏北进步乡绅。他自幼习武，性格刚烈，曾在军阀张邦昌的部队当过两年营长。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陈师长江。1925年10月，孙传芳吹起反奉号角，奉军大败，江苏督办杨宇霆仓皇北逃。此战直军大胜，孙传芳成了五省联军总司令，苏北全境被直军占领。兵锋直达徐州，与山东督办张宗昌对峙。
　　姨父重伤，不得不离开东北军。他带着全家躲到海滨千里荒草滩和芦苇**中，垦荒种田，逐渐有了家业。姨父生性刚烈，宁折不弯，在东北军数年，骨子里面染上了不少绿林豪情。用姨母的话说，是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