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个人日常也十分注意以身作则的，以“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为座右铭，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不仅如此，对下属也是管束很严的，当时人民就传说“陶文毅督两江，严禁僚属冶游。”部属也争相效仿。原江宁知府愈德渊在他下面任盐运使。初到扬州接任运库如洗，经过他勤政精治，第二年就有三百万两积累。离任时，自己却两袖清风。接任的李廉访也是一尘不染，诸务肃然。
　　陶澍的廉洁之风也影响感染和教育了家人。道光十九年(1839)六月，陶澍病逝在任所，当地绅商和百姓，感其清德，捐集白银四万两相赠，他夫人黄德芬力为拒之说：“夫子生无亏，死无歉，家世儒素，生计非所救，不可以死后污吾夫子。”
　　日期：2022-06-09 06:45:38
　　不一样的曾国藩（93）
　　第十三章
　　湖湘人才之喤引 大清陶澍第一人（下）
　　“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
　　陶澍身兼仕林学界，身体力行提倡改革，周围聚集了一大群有志士人、官员，互相切磋，互相砥砺，推动了“经世致用”风气的发展。史学家萧一山：“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此说虽大体不差，但却囿于湖南一地，然陶公识人，却不仅仅没有器具。

　　卓见慧眼识英才。陶澍并与贺长龄、魏源等人为莫逆之交，魏源帮助陶澍革故鼎新，策划漕运、盐业等实务大政。陶澍拔左宗棠于微末，识胡林翼于幼时，后来陶左二人结为儿女亲家，胡林翼则成为陶的贤婿。左、胡二人后来名震天下，皆为晚清名臣。林则徐是当时为数不多注重事务的官员，他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加强对外抵抗的力量。禁烟上，陶澍坚决支持。陶澍病逝前，专向道光皇帝举荐林则徐继任两江总督，称他“才长心细，识力十倍于臣”。

　　政绩卓著结知己。魏源和陶澍都热衷于经世致用之学，不仅情感相投 ，而且思想高度一致。他们鄙弃空谈，倡导实学；正视现实 ，针砭时弊；重视调查 ，实事求是；兴利除弊 ，倡行改革。
　　他们既是道光年间海运的首倡者 ，也是两淮盐政的改革者 ，兴修水利的实行者 ，货币改革思想的设计师 ，在对待鸦片问题上 ，他们同是力主严禁的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陶澍和魏源，作为中国近代史是两颗耀眼的明星，互为倚重、相帮相助，成就了永垂后世的事业。有史者称：道光时期的所有重大改革，都是由陶澍发起 ，陶 、魏共同设计 、共同执行。如果没有陶澍 ，魏源只能止于纸上谈兵；没有魏源 ，陶澍的改革则缺乏理论先导。魏源与陶澍的结合 ，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样板 ，思想和行动相统一的示范！

　　陶澍对魏源非常器重 ，延为幕僚 ，直至自己逝世。魏源入幕后 ，陶澍的文稿几乎全是魏源代笔。即使在临终前夕 ，陶澍也“口授行状 ，请魏源捉管代书 ，上之史馆”。魏源对陶澍也十分敬重 ，陶公弃世后 ，他为陶澍撰墓志铭 、神道碑铭 ，称赞陶澍”为翰林能诗，为御史能言 ，及备兵川东 ，摘伏发奸 ，又为能吏。”并撰挽联感念陶公的知遇之恩 ，联曰：
　　知遇感殊深 石屋印心牖北垂询商大计
　　诚恩诚普及 灵车返里 江南遗爱念宏观
　　曾氏自幼即神交故人

　　曾国藩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小陶澍32岁。道光十六年(1836），曾国藩两次科考失败，深感自愧：
　　韶华弹指总悠悠，
　　我到人间廿五秋。
　　自愧望洋迷学海，

　　更无清福住槽邱。
　　匣里龙泉吟不住，
　　问子何日斫蛟鼍。
　　虽然如此，但有着“倔强”之性的曾国藩并不服输，特意转道金陵，向乡贤陶澍请教学问与求仕之道。却因陶的门客李子木自作主张，为陶澍挡驾，三年后，陶澍病逝，故终其一生，曾国藩未能与陶澍见面。
　　但无论如何，陶澍都是对曾国藩的产生巨大影响的人之一。而且陶澍对曾国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在道光时期，陶澍不仅是“湘系经世派”的领军人物，令湖南文人士子和官僚均以陶澍马首是瞻，而且是最被仰慕与钦羡。曾国藩全心致仕、笃信理学经世，更以陶澍为表率。从他专程绕道江宁（似乎命运中注定曾氏与江宁有缘，那么早就与江宁有意无意地发生联系）拜访陶澍的目的虽未实现，足显其仰慕陶澍之情。
　　陶澍对曾国藩的影响是深刻的、多方面的。萧一山说：“中兴人才之盛，多萃于湖南者，则由于陶澍种其因，而印心石乃策源地也。”
　　如果“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物不能蔚起”。陶澍被湘人称为“近代湖南人才的宗主，曾国藩就是其培养和影响下的杰出人才之一”之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日期：2022-06-10 07:06:23
　　不一样的曾国藩（94）
　　第十三章
　　湖湘人才之喤引　　大清陶澍第一人（下）

　　“国藩之成就，亦赖陶澍之喤引尔。”
　　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萧一山先生说：“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是国藩之成就，亦赖陶澍之喤引尔。”
　　“喤引”，本意是指古代的官员出行时，在前面的骑卒开路喝道，引申为引导、带领之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领军人物。
　　连张之洞、张佩纶提起他，都说：“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澍）为第一。”还把陶澍比作晚清时期全国人才发生、发展的“源头”，就像黄河发源于昆仑山、长江发源于岷山一样；说曾国藩则是以陶澍为“源”的各类人才中的一员。可见，陶澍和曾国藩的关系，前人早有定论。但，说起陶澍的人才建树，却不得不赘述一二：
　　理学经世完备。清乾隆以后，一些守理学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对空疏的理学进行改造，他们在宗义理的同时，强调致用，阐扬理学的经世传统，陶澍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一方面“守程朱”，以理学为学问之根底；另一方面，抨击理学末流空谈心性，并把经世之学引入理学中，将经世理论用于改革实践。

　　曾国藩继承陶澍理学经世思想，于咸丰年间崛起后，从学理上对这一思想进行阐发，进一步完善了理学经世理论。
　　吏治积弊整肃。曾国藩洞悉官场积弊，他说：“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对于循私枉法，曾氏也予以无情的揭露：“今天下郡县牧民之吏，大抵以刑强齐之耳任，蚩蚩者自为啄息，怒喜一不顾问。至其犯法，小者桎梏，大者弃市，豪强者漏网，弱者糜烂，苟以掩耳目而止。”
　　曾国藩亦如陶澍一样十分重视社会风俗。他对当时日下的世风提出批评：“民之情好声利而恶淡泊，浅者趋死禄仕，深者博文多艺，猎取浮誉，亦足降其好胜之私。”曾氏对于士风败坏尤为痛心：“今世之士，自束发受书，即以干禄为鹄，惴惴焉，恐不媚悦于主司。得矣，又挟其术以钓誉，而徼福禄利无尽境，则干人无穷期。下以此求，上以此应，学者以此学，教者为此教，所从来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