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参与经济财富分配过程的角色来分，经济体大致有四类人，老板、打工者、政府和纯消费者。老板出资组建经济机构以资本回报的形式获得财富分配，打工者出卖劳动力以工资收入形式获得财富分配。政府既不出资也不出卖劳动力，但政府依靠国家暴力提供服务（例如国防安全、公共安全等等）获得财富分配权，政府以税收和收费形式参与财富分配，综合税率是政府分配财富的比例。我们可以把黑社会作为非法政府来看待参与财富分配过程。纯消费者是指完全依靠别人生活的人，例如小孩子和老人，他们只消耗财富，不生产财富。

　　因此，经济体中财富分配的核心问题很简单，就是资本回报率、工资费率和综合税率的高低问题。因为经济体创造的总量财富是给定的，所以三个比率中有升高的，就得有下降的，不可能出现三个同时升高的情况。在政府综合税率既定的情况下，资本回报率越高，相应地雇工的工资费率肯定会下降；如果员工的工资费率不断上升，那么资本回报率自然会不断下降。因此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增量分配可能不公，但是总量并不会因为分配问题而减少，只是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已。

　　问题是，政府综合税率、资本回报率和工资费率是如何决定的呢？
　　政府的综合税率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收税能力，收税能力由政府的强制管理能力和政府间的竞争决定的。法币体系下，政府的综合税率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比较隐晦的铸币税，第二部分是其他实体税费，例如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等等。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征收铸币税，货币发行量越大，通货膨涨率越高，政府征收的铸币税就越高。政府通过税收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无偿”直接收取其他实体税费。一般来说，民主政府的增税必须经过议会同意，故增税能力相对较弱；专制集权政府的增税能力就比较强；而独裁政府的增税能力在理论上是无限的，独裁政府不但可以获得所有增量财富，甚至可以直接抢夺居民的存量财富。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政府因为巨额军费开支导致财政面临崩溃，物价飞涨，当时流通的货币——法币失去信用。为了掠夺民间财富，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以总统命令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总限额为二十亿元，限11月20日前以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东北流通券三十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的比率，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民间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限期登记管理本国居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这个紧急处分令抹掉了国民政府跟黑社会的最后一点区别，等于直接拿枪对着老百姓的脑袋说：要钱还是要命？

　　政府拿国家暴力做后盾，往往喜欢多征少干，好在政府头上有两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把是民主选举，另一把是暴力革命。如果政府征收的税收超过居民的承受范围，革命或者民主选举推翻政府会成为百姓的选择。即便不出现推翻政府的行为，如果百姓发现自己交的税收高而获得政府服务中充满假冒伪劣产品，他们会用脚投票——迁移。如果一个政府管辖的居民不断迁移，势必导致税基缩小，政府只有两个选择，一是降低税收提高服务水平吸引居民回流，二是限制移民继续提高税收直到政府被推翻。理论上，现代社会交通方便，信息通畅，居民很容易选择迁移对抗政府的高税收。这样一来，政府之间事实上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获取更多的税收资源。政府间的竞争保证了政府税收不会泛滥。像北朝鲜那样通过限制居民流动强行维持高税收的做法是不可能长久的。

　　工资费率取决于劳动力供给和人口结构。如果不考虑残疾人等特殊人群，人通常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人能贡献的劳动力价值和获得的报酬（人的消费总量）之间是相对独立的，即多劳不一定多得，而少劳也不一定少得。我们可以用如下曲线大致来表示人一生的劳动贡献和消费。
　　人的一生都是消费者，所以虚线（消费线）与X轴之间的面积代表了人一生消费的总价值。绝大部分人在20岁-60岁之间是劳动者，所以人的劳动贡献总额是实线与X轴之间的面积。不考虑货币因素，如果虚线与X轴之间的面积等于实线跟X轴之间的面积,那么劳动者对社会的净贡献量为零；假设所有的劳动者都实现了两者面积相等,那么社会就停止进步，达到了产出和消耗之间的均衡。如果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实现消耗大于劳动贡献,社会的存量财富就会不断减少，社会最终会消亡，因此在一个社会中只能是部分人实现劳动贡献小于消费。事实上，绝大数情况下，劳动者的消费总价值都是小于劳动贡献总价值的,差额部分成为了总资本回报率的一部分，这个差额正是社会进步的关键；所以领导人讲话时反复强调，有了全国人民的奉献才能有国家的今天，这倒是一句大实话。

　　一个经济体的劳动工资费率取决于个人消费总量和劳动力供应水平。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个人消费总量和水平都比较低，年轻劳动力人口供应充足，而劳动力人口未来的养老成本被忽视，那么这个经济就具有明显的劳动力价格优势，也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正常情况下，“人口红利”的存在肯定会拉高经济体资本回报率水平和政府综合税率，经济发展速度会显著高于没有“人口红利”优势的经济体。但是，随着劳动力人口年龄增长、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个人消费的水平和总量都会上升，所以理论上劳动力价格应该上涨。当一个经济体的劳动力人口不断老化，劳动力价格就会持续上升，资本回报率就会下降，经济发展速度会下降。当经济体中劳动力价格接近甚至高于劳动力贡献时，经济体进入“人口负利”时代。如果要继续维持“人口红利”，经济体只能采用延长劳动力劳动时间（例如延长退休年龄）、降低劳动力消费水平（例如降低养老金水平和医疗福利等等）的办法，但劳动力往往会极力反对这些做法，因此一旦度过自然“人口红利”时代，经济体的资本回报率必然下降，经济发展速度必然放缓，进入成熟社会时代。

　　经济体的资本回报率取决于资本供给水平、劳动力工资费率和政府综合税率。任何一个经济体中的主体基本上有三类组成，个人、企业（机构）和政府。一般情况下，政府是有多少钱花多少钱，而且世界上绝大多政府是负债运行的。企业依靠老板出资获得资本，依靠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获得信贷融资，企业经营盈利之后，如果没有更好的项目会把盈利分配给出资人，所以除了流动资金，企业很少留存多余资金。个人是社会盈余资本的主要供给者。个人为了养老、育儿、安全和流动性等等原因会把大量的资金储存起来，存到银行、购买债券、股票、基金等等。如果一个社会的个人储蓄率高，意味着资金供给充足，在需求既定的前提下，资金要求的回报率自然就低，最常见的莫过于低廉的存款利率。既然资金便宜，资产就显得贵了；所以低资金成本往往意味着高估的资产价格，例如股票市盈率显著高于正常水平，房地产租金回报率显著低于正常水平等等。对政府和企业而言，融资成本相对越低，同样条件下的资本回报率就会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