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19世纪黑格尔提出了这个观点。恩格斯赞同黑格尔的这个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罗马，后来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那里，情形都是这样。 ”

　　近代欧美国家关系，是商业利益引导下不断的冲突和战争，是高扬海盗旗，海商海盗海军三位一体，其背后就是军事技术和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同时，正如 19世纪英国首相巴麦尊（ Henry John Temple, Lord Palmerston）所言：“一个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 ”（A country does not have permanent friends，only permanent interests.），国家之间变化无常的冲突和结盟，催生了近代-现代的国家概念和国际关系。

　　日期：2021-09-28 16:08:02

　　（28）
　　*17世纪全球性危机下的不同走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晚明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这一说法。 2008年《河北学刊》与中国明史学会组织了“晚明社会变迁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专题讨论。在会上，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先生明确提出“晚明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的观点，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考察了晚明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结论是“中国早期近代化历程在晚明起步”。
　　史景迁用优美的文笔，对晚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做了如下描写：
　　在 1600年前后中国的文化生活繁荣兴盛，几乎没有国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如果枚举 16世纪晚期成就卓著的人物，比较欧洲的社会，不难发现，同一时期中国取得的成就在创造力和想象力上皆毫不逊色。
　　16世纪晚期，明朝似乎进入了辉煌的顶峰。其文化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城市与商业的繁荣别开生面，中国的印刷技术、制瓷和丝织业发展水平更使同时期的欧洲难以望其项背。
　　然而此时的中国却已充满危机，实际上是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1600年以后中国的情况，不仅与之前的繁荣和安定形成鲜明对比，更与西欧一些国家的发展背道而驰。正如史景迁所说：“即使把这一时期看作‘近代欧洲’诞生标志已成共识，却很难视之为近代中国的明确起点。当西方驰骋全球，拓展视野，在探索世界的领域中独领风*时，明朝统治者不仅禁止海外探险，丧失了认识世界的机会，而且自拆台脚，不到五十年就将自己的王朝断送于暴力。 ”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巨变？以往人们提出了多种解释，从万历怠政、魏忠贤专权等传统说法，到在“阶级斗争”史观和“资本主义萌芽”史观下提出的诸多观点，可谓多姿多彩。这些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立场：明朝灭亡是历史的必然。
　　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晚明中国所遇到的危机并非偶然，而是世界史上著名的“ 17世纪总危机”（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的一个部分。而危机的背景是全球性的气候变异。
　　学界对“ 17世纪总危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在 17世纪，欧洲各国在政治、经济、宗教、外交等方面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集中爆发，表现为此起彼伏的政治革命、贵族叛乱、民族起义、宗教冲突、农民暴动及城乡骚乱，等等。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危机的表现形式和发展程度以及危机的内容、性质、进程、结果等都大不一样。在荷兰、英国等少数西北欧国家，政治改革和社会运动取得了胜利，建立起了有利于近代经济发展的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成为国际竞争中的胜利者。而其他国家则未能顺利渡过危机，因此在危机后的发展显然迟缓，其中诸如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先前的世界强权更日益衰落，成为国际竞争的失败者。

　　这次危机也存在于东亚世界。危机之前，中国、日本等国在经济上似乎都是一片升平气象，而到了 17世纪，中国的明朝崩溃了，日本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出现了“宽永大饥荒”。
　　在 17世纪 40年代，日本的食物价格上涨到空前的水平，许多百姓被迫卖掉农具、牲畜、土地甚至家人，以求生路，另有一些人则尽弃财物，逃至他乡，多数人生活在悲苦的绝望之中。由于白银产量大幅下降，日本的购买力受到严重影响。 1635年，德川幕府禁止日本人到海外贸易，并于 1639年将葡萄牙人逐出长崎，还严格限制外国与日本的贸易。结果是许多富商严重受创，甚至有的在债权人的高压之下自杀身亡。经济衰退导致了社会动荡，爆发了日本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起义，即岛原大起义（亦称“天主教徒起义”）。幕府费尽周折，使用了骇人听闻的残忍手段才将起义镇压下去。面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幕府实行了新政策以改善民生，并颁布了一系列“节约和限制消费令”，遏制武士和商人阶层的奢侈行为，以此缓解被幕府视为“走投无路”的农民的负担。但在此时，日本的铜产量大大提高，提高了日本对华贸易的购买力，使得日本可以改善其经济。这些措施和情况，使得日本比中国更快地从“ 17世纪总危机”中恢复过来。但是这场危机也严重削弱了日本在东亚世界国际竞争中的相对实力，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为什么日本德川政权放弃了丰臣秀吉的海外扩张野心，而奉行一种闭关自守、“洁身自好”的政策。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明代中国未能通过这场危机，沦为失败者。清朝采取了若干措施，缓解了严峻的经济状况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到了 18世纪，中国从危机中全面走出，出现了新的繁荣。不过，因为这些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而为 19世纪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如果我们追溯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过程，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晚明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欧洲走上商业化近代化道路，而中国未能抓住机遇，和世界大多数文明、国家一样走上另外一条失败的路。

　　冲突和战乱是历史的常态，也是文明进化的一个动力。十七世纪的危机下，欧洲文明和中华文明都经历了激烈的冲突和战乱。文艺复兴继续在欧洲扩散，宗教改革和教派的流血冲突；还有愚昧残忍的烧杀女巫；对殖民地的争夺；欧洲大陆也是战乱不已。但是在苦难和战乱中，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不断地成长，科学革命和技术进步在向前。中华大地上农民战争、边患和朝鲜战争，直至明亡清兴的屠杀，数十年的战乱，却没有什么新生力量出现，没有出现突破性的新观念，传统科学进一步萎缩，到最后还是回到传统农耕文明和皇权专制老路。

　　【讨论】
　　“在 1600年前后中国的文化生活繁荣兴盛，几乎没有国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如果枚举 16世纪晚期成就卓著的人物，比较欧洲的社会，不难发现，同一时期中国取得的成就在创造力和想象力上皆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