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1-09-10 15:56:03
　　（17）
　　#儒教伦理与商业精神
　　明清时期的商业指南类书籍，如《士商类要》、《士商要览》等都是以士商合称，也反映出当时士大夫阶层与商人阶层的紧密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为商十要》、《贸学须知》、《客商一览醒迷》、《商贾便览》、《生意世事初阶》、《杂货便览》等一系列深浅程度不同的商业指南类书籍，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将儒教伦理道德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利、义关系问题上，要求商人们是重信崇义，守信行诺；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比如《商贾便览•工商切要》开篇就强调：

　　习商贾者，其仁、义、礼、智、信，皆当教之焉，则及成自然生财有道矣。苟不教焉，而又纵之其性，必改其心，则不可问矣。虽能生财，断无从道而来，君子不足尚也。

　　儒教伦理以义为重，利为轻，反对见利忘义。这一传统的“义利观”对明清中国商人具有深刻的影响，充分体现在商业书籍之中。
　　明清时期的这类商业书籍利用儒教伦理，并加以重新解释，用以告诫商人要诚信无欺，以义行商，心存善念，必可获得成功与幸福。否则，必将“陷于不道”而遭报应。
　　在行动上，商人们也实践着这些信条。道光四年（1824年）山西商人创立日升昌票号，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家近代银行。日升昌要求员工“诚”而绝对不要耍奸：“一日耍奸，可以欺市；二日耍奸，可以愚民；没有哪一家商号，可以数年，数十年靠耍奸混迹于世”。
　　明清的商人们利用并重新解释了传统的儒教思想，使儒教思想更加适合商业主义的社会，他们诚信的行商行为也使社会主流相信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与传统儒教传统背道而驰，不应再被歧视。这与欧洲宗教改革后诞生的新教徒们重新解释基督教教义，使其适应近代工商业社会，可以说是有了异曲同工之妙。
　　日期：2021-09-11 18:04:49
　　（18）
　　*士和商的阶层混合
　　17-19世纪前期中国弃儒从商的人数大大增加，中国人口从明初的7000万左右增长到明末的1.5亿，到了清乾隆朝晚期，又猛增至3亿，但举人、进士等科举名额却没有什么增加，科举考试的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据说举人的通过率仅仅1%左右，大批的落榜秀才只能另谋生路。由于明后期开始的商业大发展，中国有很多经商致富的例子，当时的马云、马化腾激励着这些考场失意的读书人。据《丰南志》记载，明后期已有“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的说法。16世纪安徽徽州歙县《竦塘黄氏宗谱》中提到，本来打算参加科考的黄崇德，经父亲劝说弃儒从商，到山东贩盐，最后挣得盆满钵盈，成为大商人。从商需要一定程度的知识水平，读书人转行从商相对容易。

　　士商结合越来越紧密，士商联姻都是非常平常之事，士商之间也可以相互转化。16世纪以后，士人与商人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因此明代嘉靖年间的归有光在《白庵程翁八十寿序》中说道：
　　新安程君少而客于吴，吴之士大夫皆喜与之游。……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程氏……子孙繁衍，散居海宁、黔、歙间，无虑数千家，并以读书为业。君岂非所谓士而商者欤？
　　意思是说新安（即安徽歙县）的程君（君是尊称）从小就在江苏长大，江苏的士大夫都喜欢与他交往。古代士农工商四民从事不同职业，泾渭分明，现在士大夫经常与农民商人相混淆。程氏的子孙繁衍，遍及浙江海宁、安徽的黔县与歙县，有数千家，都以读书为业。这岂不是就是所谓的由士大夫转变成商人吗？
　　清代嘉道年间沈垚在《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中也说：
　　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显通。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矣。天下之士多处于商，则纤啬之风益甚。……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
　　大意是说只有父兄辈的从商挣钱，子弟辈的才能读书科举成功。因此古代士农工商分得清，后世都分不清了。以前士大夫的后代还是士大夫，后世商人后代才能成为士大夫，这是宋元明以来的大变化。天下的士大夫多是从商人转变而来，因此勤俭节约的风气日益兴盛。从事商业的商人都是豪杰，他们能洞悉人情世故，成就大事。
　　明清商人非常热衷于让他们的孩子接受儒家教育，取得科举功名并致仕。他们与地方官员建立密切的关系，并且与仕宦家族联姻。他们为政府征收税款，并且介入乡镇治理活动。参与地方慈善活动，仿效士人的生活方式，旨在获取尊重与信任，并使得商业活动能更顺利开展。
　　士包括文人、官吏和地主，士商的阶层混合便产生了以官商一体为代表的文人、地主、官吏、商人混合体。
　　士、商和儒的混合产生了新社会群体：官商。地主富而经商，商人富则购地。家族依然是重要的社会单元。一个大家族拥有很多土地，有人读书做官，有人经商，也有人耕读传家。他们形成了兼具地主、儒士、官员和商人的利益集团。官商阶层也就渗透到政治体制内。
　　然而无论是官商还是商帮，在本质上都是官而不是商，因为他们所立足的根基不是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恰恰相反，他们所依靠的是官方给予的垄断特权，他们是反市场的存在，是国家主义经济政策在明清时代的新主体。

　　商人缺乏自主性，严重地依附于士绅阶层，必须严格隶从官府。在官府面前商人毫无政治权利，甚至缺乏人身尊严。虽然经商致富的社会现实也反映到传统儒家理念，官员和书生不再排斥商人，乃至乐于和有文化的儒商或者他们的子弟来往。可是依然没有产生独立的商人意识。商业行会也好，儒商也好，思想意识完全符合传统道德观念。更没有对传统观念的核心——礼乐等级制和皇权有丝毫的怀疑。没有独立的商业知识分子和反映商业现实的理论，没有人深入研究经济。连最起码的“财产权”观念、商业法概念都没有。虽然朝廷的制度已经一步步放松对商业和劳动者的限制，但没有人研究这些变迁，没有人明确提出商业自由和人身解放的观念。

　　日期：2021-09-11 18:12:43
　　（18-2）
　　晚明清初朝廷是相当务实的。大多数时候，官府为不同的目的保护、支持、参与和垄断不同的商业活动，但官府的决定永远是不容争辩的。

　　商业阶级的崛起是工业资本的关键条件。在前现代欧洲，商人控制着不少城市的政治，并且在欧洲大国中也拥有着一定的发言权；大的跨国经济组织拥有一定规模的半官方或私人武装；具有城市背景的知识分子著书立说为盈利行为提供合法性。这些商人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他们所享有的自主权在欧亚历史上可谓是前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