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裂隙开始凸显。
　　公元859年，唐大中十三年，南诏天启二十年。唐宣宗驾崩，巧了，南诏国主劝丰祐也薨了。
　　同年，26岁的唐懿宗和16岁的世隆纷纷走上了最高领导人的岗位。
　　依照惯例，大唐派出告哀使者，向南诏送达宣宗皇帝驾崩的噩耗。而这一事件就成了南诏与大唐之间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索。
　　新继任的南诏国主世隆列举了两条大唐无礼的罪状：

　　一，你爸爸死了，我爸爸也死了啊！让我们去吊祭，你们怎么不给我吊唁？
　　二，你们这封诏书是下给先王的，不是给我的。瞧，抬头写的是“亲爱的劝丰祐”，不是“亲爱的世隆”。对不起，这个包裹我不敢代收，拒签。你们找本人签收吧。
　　按照惯例，南诏国主去世后，作为宗主国，大唐都会派高级官员充当吊祭使，而且长安方面还会辍朝三日，以示哀悼。
　　不过世隆的这个借口找的实在勉强。南诏没有告哀，大唐根本就不知道劝丰祐已死，怎会吊祭？也就更不可能给新国王册命了。

　　也许南诏派出了告哀使者，两位先王死得太巧，路途遥远沟通不畅，存在时间差。
　　总之，世隆顺水推舟，利用了这个时间差造成的误会。既然没有得到上国的册命，那正好自绝于中国。于是，世隆改国号为“大礼国”，改元“建极”，自称“皇帝”，拒绝承认与大唐的宗藩关系。
　　同时，南诏出兵攻陷播州。边境冲突升级，大唐南部边陲形势急剧恶化。
　　这就是唐懿宗新登基时面临的“外患”。
　　不久之后，浙东裘甫之乱平息，安南都护府也奏报收复播州。群臣入朝称贺，唐懿宗改元大赦，如前文所述。

　　唐懿宗显然低估了这次边境冲突的性质，更低估了这个16岁南诏少年国主的野心。
　　大唐对南部边陲的控制力是存在严重漏洞的。
　　这里天高皇帝远，其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封疆大吏们的个人能力。并非每个人都能拥有王式的韬略和品行。
　　比如邕管经略使段文楚，就通过吃空饷，一举吃掉了广州、桂州、容州三道的驻邕防戍兵。使得南诏轻松攻下邕州。
　　之前，大唐在安南有六千常驻军。而前任安南都护李琢，将其全部遣散，把防戍工作外包给了一个当地酋长李由独，为朝廷省下了六千驻军的军费，以此作为自己的政绩。

　　南诏则通过联姻和封官许愿，成功策反了李由独，于是李由独率部倒戈。
　　李琢任上还公然违反中央“羁縻怀柔”的民族政策，欺压当地少数民族。在边关贸易上强买强卖，以一斗盐换人家一头牛。激化民族矛盾，成为安南地区快速陷落的又一个内因。
　　地区矛盾激化，国防空虚，唯一可以倚靠的外籍佣兵又成建制倒戈，大唐在“安南战争”爆发初期陷入到极度被动的局面，开团即崩盘。
　　朝廷调湖南观察使蔡袭代替安南经略使王宽。蔡袭征调两湖及诸道兵共两万人，开赴安南前线。

　　正巧左庶子蔡京到岭南一带指导工作，蔡京不愿看到蔡袭立功（忌袭功），于是从中作梗，故意唱反调，谎报军情，上奏说安南地区只不过是边境小摩擦、小冲突，反诬蔡袭小题大做以此骗取功名，白白浪费粮草，请大军不要调发，别烧钱啦（南方自无虞，武夫幸功，多聚兵耗馈运，请还戍兵惜财用）。
　　蔡袭据理力争，说南诏窥伺安南久矣，这一次是有备而来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绝不是什么边境小摩擦，请蔡大人无论如何也要留下最少五千兵。
　　蔡京当时是“左庶子”，正四品上，隶属左春坊，是皇太子的属官，“太子帮”成员，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其主要职责之一便是“驳正启奏”，翻译过来，就是“拥有最终解释权”。所以蔡京是全方位地碾压蔡袭，最终，蔡京的阴谋得逞，破坏了蔡袭增兵驻防的计划，并且因“明察秋毫”为朝廷省下一大笔军费开支而升官，升任岭南西道节度使。
　　蔡京欺君罔上，谎报军情，终于使南诏侵吞了安南，蔡袭同志在战争中壮烈殉国，其全家老小70人也惨遭南诏屠杀。

　　蔡京赴任岭南西道后，继续贪赃枉法，搜刮民脂民膏，并且露出了他更加畸形变态的一面，钟情于炮烙凌迟等酷刑，喜欢虐杀。不久之后，遭部队哗变驱逐，而他因担心罪行败露，而私刻公章、伪造朝廷公文，违法违规招募军队，想夺回岭西，却再次遭遇惨败。
　　最终，蔡京的一切罪行没有逃脱正义的审判，被贬死崖州。
　　这位蔡京早年是和尚，饱读诗书，有很深的文学造诣，得到了令狐楚的赏识，令狐楚眼光独到，是世之伯乐，劝蔡京还俗入世，蔡京遂还俗参加科举，果然登第为官，官运亨通。除了蔡京，令狐楚还发掘过一位才子，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商隐。
　　《全唐诗》收录了蔡京的三首诗作，其中一首《咏子规》最为知名，因为其中一句“凝成紫塞风前泪，惊破红楼梦里心”被很多专家学者视为《红楼梦》的书名来源。
　　巧合的是，北宋末年有一位大才子、书法家，也叫蔡京，读过《水浒传》的对他肯定很熟悉了，北宋六大奸臣之首，比高俅还可恨的大奸臣。两位蔡京都在文学诗词方面又深深的造诣，也都是十恶不赦的大奸臣。
　　段文楚、李琢、蔡京等人毁国无穷，终于使两国在安南地区打成了长期的拉锯战，陷入了战争的泥潭。

　　宰相杜悰为唐懿宗出谋划策，主张和平解决与南诏的冲突。先遣使吊唁，并告诉世隆，只要他肯改名字，大唐就给他册命。
　　世隆，名字犯讳。同时犯了太宗李世民和玄宗李隆基的讳，“双讳王中王”。也正因此，唐朝史书中常以“酋龙”称呼他。
　　提议甚好，双方都有台阶下，都不失颜面。
　　然而战争形势的急剧恶化最终导致了使者的未送达。
　　其实，即便使者送达，战争也不会结束。因为战争的主动权并不在大唐，而在南诏。
　　请回忆我刚才的措辞，大唐边将的横征暴敛、肆意妄为，是安南地区“快速陷落”的一个内因，而不是安南地区“爆发战争”的内因。
　　“安南战争”不是偶发事件，更不是地区冲突的升级版，它存在逻辑上的必然性。
　　唐懿宗不用为此背锅，大唐同样无需自责。
　　知己更要知彼。我们只需看一眼南诏的国内形势，就会立刻明白为什么说这场战争存在逻辑上的必然性了。
　　世隆，新即位的南诏国主，16岁。16岁，他还是个孩子呀！对历史和政治敏感的人，只看到这个数字，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没错，幼主登基，大权旁落，摄政大臣权倾朝野……
　　16岁的世隆身后也藏着一位一手遮天的权臣。这位权臣就是王嵯巅。
　　王嵯巅，最初是南诏的一个节度使（南诏仿照大唐制度，也设置有节度使），公元816年弑杀南诏国主劝龙晟，拥立其弟劝利晟，从此大权独揽；公元823年，22岁的劝利晟突然死亡，王嵯巅又拥立其弟劝丰祐；公元859年，劝丰祐去世，王嵯巅拥立其子世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