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麦克林托克的正式工作是在英国女王陛下大使馆的商务处里，使馆在莫斯科河边、克里姆林宫对面，这个地点的历史始于革命前，从斯大林时代起就让苏维埃领导层感到恼火，但是他也是“大角逐”中的一分子。实际上，他就是“经营”斯维也特拉娜·瓦涅也娃的专案人员，并且同意她为一个从来没有解释的目的调往中央情报局，而这项命令是从秘密情报处总部、伦敦的世纪楼直接下达的。眼下他正领着一组商人走遍国家计委，把他们介绍给一些他们必须与之协商的官僚们，以商定出不知什么他们希望卖给当地蛮子的东西的合同来，麦克林托克自己心里想着。他是一个苏格兰沿海的瓦尔西岛上的“岛民”，把任何一个阿伯丁南边的人都当作蛮子，尽管如此他还是为秘密情报处工作。他讲英语的时候，他用的是一种夹杂着只在苏格兰北部才说的词汇的唱歌般抑扬顿挫的口音，而他的俄语几乎让人听不懂，但是他是一个能象拨开关那样转换口音的人。并且他的耳朵可没有任何腔调。人们都一成不变地认为，讲一种语言有困难的人，听起它来也有困难。这是麦克林托克精心培植的一种印象。

　　他是这样遇见斯维也特拉娜的，并向伦敦报告就她是可能的招收对象，一个高级秘密情报处官员在斯特拉顿街上的“兰甘啤酒店”里正做到了这点。从那以后麦克林托克只是在有工作的时候才见她，只在有其他英国臣民和俄国人在场的情况下。虽然他实际上负责她的行动，但是其他在莫斯科的秘密情报处官员来处理她的死投传递。她弄出的情报令人失望，不过间或在商业上还有用。对间谍们，你趋向于接收他们得到的情报，而且她确实传送了从她父亲那儿听到的内部传闻闲话之类的东西。

　　但是斯维也特拉娜·瓦涅也娃有什么事不对头。她从工作地点失踪了，然后又返回，中央情报局说，可能是在列福尔托沃受审后回来的。在麦克林托克看来，这没有什么道理。一旦他们把你弄进列福尔托沃，他们扣住你可不是一两天的事。某种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等了一个星期，以便想出一种能搞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方法来。她的投递当然现在是没人碰的；秘密情报处的人都不会接近它们，除了从隐蔽的距离去查看它们是否被人动过了。

　　然而，他现在得到了他的机会，他正领着他的贸易代表团穿过这个计划机构的纺织科的办公室。她抬头向上看着外国人从旁边走过。麦克林托克发出了正常的询问信号。他不知道他会得到什么样的回复，也不知道回复真的意味着什么。他不得不假定她已被攻破，彻底招供了，但她必然要有某种反应。他发出的信号，是他的手象呼吸一般自然而然地抹一下他的头发，这类的信号都象这样。她的回复应当是拉开一只抽屉，取出一支钢笔或铅笔。前者是“平安无事”的信号后者是警报。她都没有办到，只是低头继续看她的文件。这使这位年轻的情报官员吃了一惊，几乎要盯着她细看，但是他记起他的身份和所处地点，转过身，扫视房间里其他人的脸，他的手神经质地动来动去，做着各种各样的动作，这对不管是谁在观察他的人可能意味着任何事情。

　　印在他脑海里的是她脸上的表情。从前曾是活泼的，现在茫茫然。以前曾经是朝气蓬勃的脸现在跟莫斯科街上任何一张脸那样冷漠。那个曾经是党内要人优越的女儿的人现在变样了。这不是演技。他肯定这点；她还没有达到那种水平。
　　他们制住她了，麦克林托克心中对自己讲。他们制住了她，又把她放了。他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她放了，不过那不是他的事。一个小时后，他开车把商人送回他们住的旅馆，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急速送往伦敦的报告只有三页长。他不知道它会引燃什么样的暴火。他也不知道另一个秘密情报处官员在同一天，同一个外交信袋里，送了另外一分报告。

　　“哈罗，阿瑟，”电话上那个声音说。
　　“早——对不起，下午好，巴塞尔。伦敦的天气如何？”
　　“冷，湿，糟透了。不过我有可能到‘池塘’〔the pond指大西洋。——译者〕你们那边去，晒晒太阳。”
　　“您可一定记住到店里来一趟啊。”
　　“我可有这计划。上午第一件事？”

　　“我总在日历上为你留着空的。”
　　“那么，明天见。”
　　“太好了，回见。”穆尔法官搁上电话。
　　这可真是忙乱的一天，中央情操局局长心想：首先，我们损失了红衣主教，现在巴塞尔·查尔斯勋爵要到这儿来，带着某种他不能在国家安全局和通讯总部所能设立的最保密的电话系统上谈论的事情！还没到正午，而他已经在办公室工作了九个多钟头。究竟还有别的什么差错？
　　“你把这说成是证据？”叶甫琴尼·伊格纳捷夫将军负责格鲁乌（苏联军方本身的情报兵种）的反间谍分支，“我老眼昏花，看起来你们的人好象是为了一条鱼跳到薄冰上去了。”

　　克格勃主席派了一个人到他的办公室来复查他的案子，使瓦吐丁震惊万分，同时也深感狂怒。
　　“如果您能找到关于胶卷、照相机和日记的合情合理的解释，也许能承蒙您同我分享，同志。”
　　“你说你是从他的手上缴到的，不是从那女人手上。”是一句陈述，而不是一句问话。
　　“那是我的错误，对此我没做任何借口，”瓦吐丁说，声音中充满尊严，这使两人都觉得有点奇怪。
　　“照相机呢？”
　　“是从他的电冰箱保养板内侧上发现的，是用磁铁粘在上面的。”
　　“你们第一次搜查公寓时没有找到它，我明白了。而且那上面没有指纹。还有，你们的费利托夫摄象记录并没有表明他在使用它。这么一来，如果他跟我说是你们把照相机和胶卷都栽赃到他身上的，我应该怎样说服部长，让他相信他是说假话的人？”

　　这个问题的声调使瓦吐丁吃了一惊，“你毕竟相信他是个特务吧？”
　　“我相信什么并不重要。我觉得这个日记的存在很成问题，不过你不会相信我必须对付的种种违反保密措施的事，特别是在较高层官员中间。人们越变得重要，他们就认为保密规则越不重要。你知道费利托夫是谁。他不仅仅是一个英雄，同志，他是全苏联有名的人物——老米沙，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他征战于明斯克，在维亚兹玛，在莫斯科远郊，当时我们抵住了法西斯分子，哈尔科夫惨败，然后是撤往斯大林格勒的一路激战，然后是反攻……”

　　“我读过他的档案，”瓦吐丁不带感情色彩地说道。
　　“他是整个军队的一个象征。你不能用这样含糊的证据来处决一个象征，瓦吐丁。你所有的证据只是这些摄影片幅，并没有他拍摄它们的客观证据。”
　　“我们还没有审讯他呢。”
　　“你以为那将是容易的？”伊格纳捷夫转着他的眼睛。他的笑声是刺耳的一叫，“你知道他是个多顽强的人吗？这个人身上着火时还杀死了德国人！这个人见过死神一千次了，只是对它撤泡尿！”
　　“我能从他那里得到我想要的东西，”瓦吐丁低声地坚持说。
　　“拷问，是不是？你疯了吗？记住‘塔曼’摩托化步兵近卫师驻扎在离这儿几公里的地方。你以为在你严刑拷问他们的一个英雄时，红军会坐视不管吗？斯大林死了，上校同志，贝利亚也死了。”
　　“不用施行身体伤害我们也能得出情况，”瓦吐丁说。那是克格勃掌握得最牢的秘密之一。

　　“胡说！”
　　“这样的情况下，将军，您有什么建议呢？”瓦吐丁明知故问。
　　“让我来接这个案子。我们将保证他不再次背叛祖国，这你可以放心，”伊格纳捷夫许诺道。
　　“当然，省得军队为此难堪。”
　　“我们会使每个人不至于难堪，你也在其中，上校同志，把这项所谓的调查搞得他妈的一塌糊涂。”
　　唉，这跟我预计的差不多。一点咆哮，几下威胁，掺合点同情心和同志情谊。瓦吐丁发现他有一条出路，但是它可能带来的安全也保证他仕途到顶了。主席手书的信息指明了这点：他陷到了两个敌人之间，虽然他还能赢得一方的认可，最大的目标却包含着最大的风险。他能退下来，不去追求这项调查的真实目的，因而终身都作上校，或者他可以干他开始时希望做的事情——不带任何政治动机，他颇感凄凉地记起来——从而冒险受贬黜。决定却是违反常情地容易。瓦吐丁是一个“二”字号人——“这是我的案子。主席把它分给我来管，我将用我的方式来进行。感谢您的忠告，将军同志。”

　　伊格纳捷夫估量着这个人和这个申明。他不是常常能遇到正派诚实的风格，他不能祝贺这个表现出这种最罕见的品德的人，这使他隐隐约约感到有些悲哀。但是对苏联军队的忠诚是第一位的。
　　“随你的便吧。我期望通报我你的一切活动。”伊格纳捷夫没说二话就离去了。
　　瓦吐丁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了几分钟，估价着自己的地位。然后他叫车。二十分钟后，他已在列福尔托沃。
　　“不可能，”医生甚至还没等他提出问题就对他讲，“你想把这人放进感觉剥夺水箱里，不对吗？”
　　“当然。”
　　“那可能会搞死他。我不认为你要那样做，而且我肯定不会拿我的项目来为这种事件冒险。”
　　“这是我的案子，我要按我……”
　　“上校同志，所涉及的人已经七十多岁了。我这儿有他的病历。他有中度心脏病的所有症状——当然在这个年纪是正常的——而且有呼吸道病史。第一次焦躁期的起始可能会把他的心脏象气球一样炸开。我几乎能够保证这一点。”
　　“你是什么意思——把他的心脏炸开……”
　　“对不起——跟外行解释医学术语是很困难的。他的冠状动脉上积下了中度的一层异物。这发生在我们每人身上；来自于我们吃的食物。因为他的年龄，他的动脉比你的我的都要堵得厉害些，而且同样因为他的年龄，他的动脉没有一个年纪较轻的人的动脉那样柔韧。如果他的心跳速度升得太高，那些管壁上的沉积物就会脱开，引起堵塞。心脏病发作就是这么回事，上校，冠状动脉的堵塞。部分心肌坏死，心脏完全停止跳动或者变成心律不齐；在两种情况下，它都停止送血，病人整体随之死去。清楚了吗？应用水箱几乎肯定会引起对象心脏病发作，而且这种发病几乎肯定会是致命的。如果不是心脏病发作，也有另外一种较小的可能性，就是严重中风——或者两者同时发生。不，上校同志，我们不能对这人使用水箱。我认为你不愿在得到你的情况前致他于死地。”

　　“其他肉体措施怎么样？”瓦吐丁低声问道。我的天，要是我不能……？
　　“如果你肯定他有罪，你马上就可以枪决他，一切都完事了，”医生评道：“但是任何严重的体罚都很有可能整死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