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想起他同那个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安德烈·伊里奇·纳尔莫诺夫的两次面对面会谈。总统记得，他比较年轻些。在最初的几次谈话中，双方都很谨慎，试探着对方，既寻找弱点，也寻找共同点，寻求优势和妥协。那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一个或许真想改变事物的人，总统想——那是一件好事情码？要是他把他们的集中经济分散，引进市场力量并给它们一点自由（当然不要很多，只要让经济能够运行就行了），又该怎么办呢？有不少人在警告他，有这种可能性：假想一个国家，有苏联人那样的政治愿望，又有能提供民用和军用优质产品的经济作后盾。那会不会使苏联人重新相信他们的制度？会不会使他们在三十年代的那种使命感复活起来？我们将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更危险的敌人。

　　另一方面，有人对他说，根本没有“一点自由”那样的东西——你可以去问问海地的杜瓦利埃，菲律宾的马科斯，或者伊朗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的鬼魂。事态发展的势头可能把苏联带出黑暗年代而进入政治思想的二十世纪。这可能需要一代人；也许两代，只要这个国家开始演化接近于一个自由国家，那有什么不好？历史还有另一个教训：自由民主国家不会互相打仗。

　　可真难作出选择，总统暗自思付。我被人们回想起来，可能是个要把冷战恢复到你死我活程度的退化的白痴；也可能是那个希望豹子改变主意的波利安娜〔相当于我国的东郭先生，源于Eleanor Porter的小说。——译者〕，结果只是发现它的牙齿长得更大更尖了。我主耶稣，他眼睛看着那对话的双方，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考虑的根本不是成功，而只是失败的后果。

　　美苏两国的历史只有在一个领域里是平行发展的——我们的战后各届政府从来没有实现过人民的愿望，不是吗？我是总统，我应当懂得什么是正确的东西。为这个人民才选我，为此他们才拿钱雇我。上帝呀，要是他们知道我们都是一伙骗子。我们不是在讨论怎样去取得胜利。我们是在谈论谁会泄漏政策失败的原因。就在这椭圆形办公室里，我们在。讨论如果某件尚未决定的事情出了毛病，该谁去承担罪责。

　　“哪些人知道这件事？”
　　穆尔法官伸出双手，“在局里，有海军上将格里尔，鲍勃·里塔和我。几个外勤人员知道这个拟议中的行动——我们不得不发出警戒的信号——但他们不知道后果，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用不着知道。除此之外，只有情报局的我们三个知道全部情况。加上你，阁下，还有佩尔特博士，一共五人。”
　　“我们已经谈到了泄漏！让它见鬼去吧！”总统以令人吃惊的激动骂了一句，“我们怎么搞得这么糟糕！”
　　大家肃然。没有什么能象总统的咒骂使人平静下来。他看着穆尔和佩尔特，他的总情报顾问和国家安全顾问。一方是为一个人的生命辩护，这人忠实为美国服务，而现在有性命之忧；另一方对“现实政治”采取长远和冷静观点，看到比个人生命更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机。
　　“阿瑟，你是说这个代理人——我连他的名字也不想知道——三十年来一直给我提供重要情报，包括俄国人在进行的激光计划！你说他可能正陷入危难，是冒险把他救出来的时候，我们有道义责任这样做。”

　　“是的，总统先生。”
　　“而你，杰夫，你说这样做时机不好，他们政府中这么高级的一个泄密案公布出来，会在政治上危及纳尔莫诺夫，使他的领导地位垮台，代之而起的政府将不再使我们那么感兴趣。”
　　“是的，总统先生。”
　　“那么，如果这个人因为没有我们的帮助而丧命呢？”
　　“我们会丧失重要情报，”穆尔说道：“它对纳尔莫诺夫的影响并无明显的区别。而我们就要辜负一个为我们忠诚、出色地服务了三十年的人对我们的信任。”

　　“杰夫，你能接受这种看法吗？”总统问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是的，阁下，我能接受。我不喜欢它，但可以接受。我们同纳尔莫诺夫已经就中程核武器达成协议，我们还可以就战略武装力量达成一个。”
　　象是在当一个法官。我这里有两个鼓吹者，他们充分相信自己的立场。要是他们处在我的地位，得作出决断，我不知道他们的原则是否还合那么坚定。
　　但是他们并没有去竟选总统。
　　从我还是一个初级公诉人、在夜间法庭处理妓女的时候开始，这个代理人就一直在为美国服务了。
　　自从上帝才知道的什么时候以来，纳尔莫诺夫算是我们争取世界和平的最好机会了。
　　总统站起来，向他桌子后面的窗户踱去。窗子很厚，保护他不被持枪人所害，但不能保护他不被公务苦恼。他望着南面的草坪，得不到答案。他转身回来。
　　“我没有想清楚。阿瑟，你可以将一切准备就绪，但要你保证，没有我的批准，不得发生任何事情。没有我的决断，不能出错，不能自作主张，不能采取行动。对这件事我需要时间。我们还有时间，是吗？”
　　“是的，阁下，在把一切布置妥当之前，我们还有几天功夫。”

　　“我作出决定后就通知你。”他同两人握手，看着他们离去。总统在下一个约见之前，还有五分多钟，他利用这个肘间到连接着办公室的洗澡间去。他不知道，这是为了在洗手的动作中能得到潜在的符号主义的东西？还是为了找一个借口，好在镜子里看看自己的模样？你就是那个应该对一切通晚操蛋答案的人呀！镜子里的形象对他说。你连为什么要到洗澡间来都不知道！总统想到这里，笑了。这真可笑，这种可笑是很少有人能够理解的。

　　“那么，我对弗利该他妈的怎么说呀？”二十分钟之后，里塔气冲冲地说。
　　“收起来，鲍勃，”穆尔提醒他，“他正在考虑。我们也不需要马上作决定，一个‘可能’比一个‘不行’总要强得多。”
　　“对不起，阿瑟。刚才不过是——真该死，我早就想把他弄出来的。我们不能让这个人被整垮了。”
　　“我肯定，除非我找机会跟他再谈一次，他是不会作出最后决定的。目前，告诉弗利继续进行该项任务。我还想再看看纳尔莫诺夫的政治弱点。我有个印象：阿列克山德罗夫可能要退出政治局，他年纪太大，不能接现在这个人的班；经过几年前死亡行军之后，政治局不会容许一个年老的人去取代一个相对年轻的。那么这权力交给推呢？”

　　“格拉西莫夫。”里塔马上说：“可能还有两个竟争者，但他是最有野心的一个。冷酷无情，但非常、非常圆滑。党的官僚机构喜欢他，是因为他在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工作中有成绩。如果他想升迁，那必然会很快。武器协定假如达成，纳尔莫诺夫的威信将有很大提高，政治影响也会随之扩大。阿列克山德罗夫要是不小心，将完全失去机会，自己也会调出政治局，那样一来，纳尔莫诺夫可以在他的宝座上稳坐许多年。”

　　“那至少得用五年时间才能完成。”海军上将格里尔第一次发言，“他可能没有五年时间。我们确实有迹象说明阿列克山德罗夫可能要被调出政治局。这如果不是谣言，可能迫使他采取行动。”
　　穆尔法官望着天花板，“如果他们行事有可预见的方式的肯定这些杂种就好对付了。”当然，我们是掌握了他们的方式的，而他们不能预见我们的行功。
　　“别灰心，阿瑟。”格里尔说：“如果这个世界有公道的话，我们都得找老老实实的工作干了。”

第十四章　 变化

　　潜艇通过卡特加特海峡是一件棘手的事，要想隐密通过更是加倍如此。那里水太浅，不能下潜。这海峡白天都很麻烦，晚上就更糟，没有引水员尤其糟糕，“达拉斯”的通过应该是秘密的。根本不能请人引航。
　　曼寇索在塔桥里。下面，他的领航员汗流决背地坐在海图桌旁，一个士官长在操纵潜望镜，大声喊出各种陆标的方位。他们连帮助航行的雷达也不能用，但潜望镜上有个弱光增强器，它虽不能把黑夜变成白天，至少可以使没有星光的黑夜看起来象晨昏时的样子。气候很帮忙，低云和雨雪降低了能见度，正好让陆上难以发现这六八八一级潜艇又矮又黑的形体。丹麦海军知道这次通过，派出几艘小舰艇为它挡住所有窥探者——实际上没有——除此之外，“达拉斯”继续前进。

　　“左前方发现船只。”一个瞭望者喊道。
　　“我看见了。”曼寇索马上回答。他带有一个手枪式的光增强镜，看到了那只中型集装箱船。他想，看来象是一艘东欧集团的船。不出一分钟，来船的航线和速度已经在图上标出，最近距离为七百码。艇长咒骂起来，并发出命令。
　　“达拉斯”开着夜航灯——丹麦人曾坚持过。桅顶上旋转着的琥珀色灯光标志着她无疑是一艘潜艇。在船尾，一个水兵扯下美国旗，换上丹麦旗。
　　“每人都装成斯堪的纳维亚人。”曼寇素带讽刺味地发出指示。
　　“呀，呀，艇长。”一个低级军官在黑暗里咯咯发笑。这时他太难了。他是个黑人，“我们的朋友方位改变得很慢。我敢说，他没有改变航向，长官。看……”

　　“是的，我看见他们了。”两艘丹麦船快速驶向前来，插进集装箱船和“达拉斯”之间。曼寇索想这会有帮助，在黑夜里。猫都是灰色的，一艘浮在水面的潜艇看起来象是……一艘浮在水面的潜艇，带着垂直鳍板的一个黑东西。
　　“我觉得它是波兰船，”上尉观察到，“不错，我看到烟囱了。‘马埃尔斯克’公司的船。”
　　两只船以每分钟半英里的速度接近。曼寇索把望远镜对准那船桥开始观察。他看不到有特别活动。唔，现在是早晨三点钟。船桥上的水手们有艰苦的导航工作要做，可能他们对他这潜艇的兴趣跟他对他们那货船的兴趣是一样的——请不要跟着我，你这白痴。那船令人吃惊地很快就开过了，然后他盯住它的船尾灯。曼寇索觉得，打开航行灯可能是个好主意。要是把灯熄灭而被认出来，可能会引起更大的注意。

　　一小时后，他们进入波罗的海本部，航向0－6－5，用他们能发现的最深水道把“达拉斯”开向东方。曼寇索把领航员带进他的特别房舱，两人一齐研究在苏联海岸怎样最好地靠近，什么是岸上最安全的地点。他们选好之后，克拉克先生参加进来，三人一块讨论这次任务的微妙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