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发生了什么事……”
　　格里尔点点头：“我主耶酥，我希望他能小心谨慎。”副局长说道。
　　米哈伊尔·谢米扬诺维奇·费利托夫上校用左手在他的日记里写道：自从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逝世以来，国防部已经大不相同了。他是一个早起者，坐在—张有百年历史的橡木书桌旁边，那是他的妻子在去世以前不久给他买的。差不多三十年了，米沙告诉自己。这即将到来的二月，就整整三十年了，他把眼睛闭了一会儿。三十年了。

　　他没有哪一天不怀念他的叶莲娜。她的照片摆在这张书桌上，深棕色的图象已因年久变淡，银镜框已经发乌。他似乎从来没有时间去擦二擦它，也不愿有个女佣人来打搅自己。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纺锤似的双腿，两臂高高举过头顶，头歪向一边。那圆圆的、斯拉夫型的脸蛋上展示出一副宽大的、诱人的微笑，完全表达了她在基洛夫剧团跳舞时所感到的快乐心情。

　　米沙回亿起看芭蕾舞的第一印象时微笑了一下，一个年轻的装甲兵军官，因为坦克保养得最好，师部给了一张票去看演出作为奖励。他的印象是：他们怎么能做到那样？好像踩高翘一样“站在”脚趾尖上。他想起小时候走高硗的样子，可是没有人家做得这么优美！而且她还向这位坐在前排的漂亮年轻军官微笑呢。那短短的一瞬间啊！他想，在短短的一眨眼间，他们的眼睛已经心神交接了。她的微笑马上又变得非常轻淡。她不再为观众微笑，因为在那一刹那间，她是专为他而微笑的。一颗子丨弹丨穿进心脏也没有比它更大的摧毁力量。米沙记不清后来表演的是什么了——直到今天，他也不知道那是一出什么芭蕾舞剧。他只记得在后来的一段演出中他坐在那儿辗转不安，心里翻江倒海，想的只是下一步怎么办。费利托夫中尉已经被认定是一个有前途的人物、一个优秀的年轻坦克军官，斯大林残暴地清洗军官层，对他来说意味着好运来临和迅速升迁。他写坦克战术的文章，实行有革新精神的野战训练，大嚷大叫地发表议论反对西班牙的错误“教训”，以生来就是干这一行的那种人的自信心评论一切。

　　可是我现在该怎么办？他问自己。红军可不曾教过他怎样去接近一个艺术家。她不是那种农村女孩子，对集体农庄工作厌烦已极，愿意委身绘任何人—特别是一个青年红军军官，他完全可以把她从这里带走。米沙至今还记得年轻时候那些丢人的事（当时并不认为丢人）：他曾经利用他那军官的肩章跟任何他看上的女孩子睡觉。
　　可是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呢，他对自己说。我可怎么办？自然，他处理这事跟一次军事训练一样。节目一演完，他就打冲锋似的到休息室里去洗手洗脸。手指甲里留下的油泥，用一把小刀把它剔出来。他的短发用水打湿，让它能各就各位。对军服的检查，其严格程度犹如一个将级军官，刷去尘土，捡尽绒毛，在镜子面前退后几步，确定他的皮靴已经发亮得象一个真正的军人那样。当时他没有注意到，在男宾休息室里别的男人都在强忍住笑瞧着他，猜到了这套规定动作是为了什么，在祝他走运，还捎带着一点醋意。米沙对自己的外表感到满意之后，离开剧场，向看门人打听这位艺术家的房门在哪里。这花了他一个卢布。打听到之后，他绕过街区，来到后台入口处，那里又有一个看门人，这是一个留胡须的老头子，厚大衣外戴着为革命服务的军功勋表。米沙本来希望从看门人那里得到一个军人对另一个军人的特殊礼遇，结果却看出他把所有的女舞蹈演员都视为自己的女儿——而不是可以扔在土兵脚下的浪荡女人，肯定不会！米沙考虑过塞钱，但是他还算头脑清醒，没有把他当做一个拉皮条的人。相反地，他斯斯文文地；合情合理地、如实地说，他倾心于一个女演员，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他只想认识她。

　　“为什么？”老看门人冷冰冰地问他。
　　“老爷爷，她向我微笑来着。”米沙用一个小男孩似的胆怯口吻回答他。
　　“那么说，你们相爱了。”答复是严峻的，但是过一会儿，这看门人的脸色变得若有所思，“可是你不知道是谁？”
　　“她是在——一排人当中，我的意思是，她不是主角，人们把那个叫做什么？我至死也记得她的脸。”他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看门人把他上下打量一番，看见他的军装是正规生产的，他站得笔直。这不是一个虚张声势的人民内务委员会军官，那种人在狂言妄语中充满伏特加的臭气。这是一个军人，而且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中尉同志，你是一个走运人。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走运，是因为我曾经是年轻人，现在我老了，但是还记得清楚。再过十分钟的样子，他们要出来了。站在那边，别做声。”

　　一下子等了三十分钟。他们才三三两两地出来了。米沙见过剧团的这些男演员，也跟别的大兵一样揣想过在芭蕾舞团工作的男人。一想到他们牵着那么漂亮的女孩子们的手，他的男子气概就觉得受到了伤害。他现在把这些想法都扔在一边。突然，大门开处，一道浅黄色的光芒照亮四周，使那没有街灯的黑暗的小巷子为之生辉，他也眼花缭乱，几乎没有认出她来，她卸装之后太不一样了。

　　他注视那张脸，好肯定是不是她。他向她走近，比他德国人火力下接近目的物干得还要仔细。
　　“您是坐在十二号的吧。”在他还没能鼓足勇气谈话前，她先搭腔了，她有歌唱家的嗓子！
　　“是的，艺术家同志。”他结结巴巴地答上了一句。
　　“您看戏看得高兴吗，中尉同志？”一个胆怯的、却又是某种召唤的微笑。
　　“妙极了！当然。”
　　“年轻漂亮的军官坐在头排，我们可不多见。”她议论开了。

　　“这是单位发给我的票，对我工作表现的奖励。我是一个坦克兵。”他说得很自豪。她说我漂亮！
　　“坦克兵中尉同志可有个名字吗？”
　　“我是米哈伊尔·谢米扬诺维奇·费利托夫中尉。”
　　“我是叶莲娜·伊凡诺娃·马卡诺娃。”
　　“对—个象您这么瘦的人来说，今晚太冷了，艺术家同志。附近有饭馆吗？”
　　“饭馆？”她笑了，“您不常来莫斯科吧2”
　　“我们师驻扎在三十公里外，不过我不常进城来。”他承认。
　　“中尉同志，就连在莫斯科饭馆也很少。您能到我的公寓去吗？”

　　“嗯——可以。”他刚刚结结巴巴地回答上来，后台的大门又打开了。
　　“玛尔塔”叶莲娜对那刚出来的女孩子说，“我们有一个武装保镖护送回家了。”
　　“塔尼娅和列莎也来了。”玛尔塔说。
　　这样一来，米沙真的得到了解救；到公寓走了三十分钟—莫斯科地下铁道还没有完成，这么晚了，走路比等电车要好一些。
　　米沙还记得，她卸装后更美了。冬天的寒气赋予她双颊以全部所需的颜色，十年的紧张训练使她走起路来那么雅致动人她在街上轻快地飘行，象一个幽灵；他却在笨重的靴子里蹒跚前进。他觉得自己是一辆坦克，正在—匹有良好训练的马儿身边隆隆滚动，小心谨慎地不要靠得太近，以免压坏了她。他还不知道在她那优雅的外表下藏着那么大的力量。

　　那天的夜晚是那么美好。似乎前所未有，虽然在那以后，——多少年呢？——二十年里有过不少那样的夜晚；后来，近三十年来就再也没有了。”我的天哪，他心想，这个七月十四日就是我们结婚五十年了。我的天哪。他不自觉地用—手绢擦了擦眼睛。
　　三十年，是占据他脑海的数字。
　　心胸中思绪翻腾，握笔的手指变得灰白。使他惊异的是，爱和恨这两种感情竟然能如此微妙地结合一起。米沙又接着写他的日记……
　　一小时后，他从书桌前站起身来，走向卧室的厕所。他披上坦克兵的上校军服。按规定，他已列入退休名单了，而且在现有上校名单上的人生下来之前就是这样了。但是，他在国防部的工作带来了特权，况且还是部长的私人幕僚。那是理由之一。另外三个理由是他军服上紫红色勋表所代表的那三颗金星。费利托夫是苏军历史上因为在战场上对敌英雄。而三次获得苏联英雄勋章的唯一的军人。上校知道，得这种勋章的还有别的人，通常是政治奖励。这使他在审美观念上感到很不舒服。这不是给参谋工作的奖章，更不是—个党的—员，送给别人别在翻领上的华而不实的装饰品。“苏联英雄”这种只应该限于颁发给他这种曾经为祖国出生入死，流过血——而且往往是为国捐躯的人。每当他穿上军服，就想起这一点来。在他的衬衣下面，是最后—颗金星带来的，塑料似的伤疤，当时正当他转过他的76毫米炮对准德寇时，一发德国88毫米炮弹穿透了他那坦克的装甲，引着了弹药架，他的衣服也着火了，然而他射出最后一发炮弹，消灭了那个德寇炮组。这个战役使他的右臂只有一半的活动能力，他不顾这些，仍然带领全团剩下来的人在库尔斯克凸形阵地又坚持了两天。假如他当时同其余的坦克手一起跳出坦克，或者遵照团军医的建议马上转移到后方，他可能完全恢复，但是，不，他知道他不能不回击，面临战斗不能抛弃他的部属。于是他开炮了，回击了，但被烧伤了。他心想，要不是那样，他可能成为一个将军，说不定还当上元帅了。会不会跟今天的结局不一样呢？不过费利托夫是一个十足的现实世界的人，不会长久停留在那种想法上。他要是参加了更多的战斗，可能已经被打死了。可不是吗，他当时跟叶莲娜在一起，她几乎每天都到莫斯科的烧伤医院去，起初还因为看见他的烧伤面那么大感到害怕，后来她和米沙一样引以为荣。她的男人是为祖国而负伤的，这一点没有人能提出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