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周武王有“行天之罚”的冠冕话，但说此次军事行动是正义事业未免矫情。武王伐纣很容易让人想起努尔哈赤起兵讨明。努尔哈赤的“七大恨”之第一恨便是“南朝将我二祖无罪加诛”，武王也有深仇大恨，其祖父季历为商王文丁所杀，其父文王曾被纣王囚禁，其兄伯邑考被纣王活活烹死。所谓“仇深似海”、“不共戴天”，不过于此。然而，王室成员经历此类刑杀倒有助于周人认识到德政的重要。当然，周人用兵的意图极有可能是复仇，历史上“戎殷”、“殷戎”、“商戎”的叫法，也多是来自周人的蔑称，这都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战争被赋予的“神圣意义”有别于以往的部落冲突，因为战争的发动者清清楚楚地数落了战争对象的罪状。“革命”一词，出自《周易?革卦?彖传》中的“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似乎一开始就有道德属性，用天命作暴力的保护伞和遮羞布。商人有原始的天命观，即“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书?汤誓》）周人更进一步，发展出“以德配天”的思想。他们认为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所谓“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这也就肯定了天命是向所有部族开放的，是上帝让商人臣服于周人。“天”或“帝”不再是一族之神，而是天下各族所共有的，周人的脱颖而出，天命所归在一个“德”字。商的衰亡正是咎由自取，弊在“缺德”。

　　前已提及，殷周之际的政权合法性是个伪命题，周公之反复强调“天命”，一是为释仇，二是为树德。然法家的韩非本着王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立场，认为“武王伐纣”与“汤放桀”都是“人臣弑其君者也”，这种愚蠢的附会一直延续到汉代的朝廷之上，并激起了大辩论。其实孟子早已袒露了儒家的心迹，王权哪里是不可侵犯的，他讲：“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可见暴君非君！在明代，此类话被朱元璋从《孟子》中删略，更可见其浩然正气。在周人还未摆出其先祖与大禹并肩作战的资历以前，他们自认为对天下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铲除了纣王暴政，这个贡献就与治水一样，是足以让各氏族部落俯首称臣的大功业。从此，政权的合法性问题登上台面。

　　革命的暴烈和血腥是难免的，宽容一般在残忍之后才会到来。周人的气质的确迥异于殷人，以致于荀子相信周文王只讨伐了四个国家，周武王只诛杀了两个人。孟子也不承认流血革命，他狡猾地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者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发明孔子精蕴向为孟子之长，而好代古人言却又是孟子之短。他这段话的前半截很是在理，深得孔子学风，而后半截则属于护短。他说古书不可尽信，正在于自己明白穿凿附会的容易。孟子认为“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孟子?梁惠王下》）既然殷民久盼王师，如大旱之望雨，那革命战争不就是喜迎“解放军”，自然兵不血刃，何须大开杀戒？可革命真不是请客吃饭，又何有不流血的械斗？荀子之说较为现实，他认为：“鼓之而纣卒易乡（向），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说殷人醉酒未醒也好，说士兵阵前起义也罢，周人乘势诛杀了纣王是无疑的。部落联军依靠了商王国的叛军取胜，之所以会有“倒戈”这事，在于神权王国信仰机能的丧失，此外商人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常备军。殷契上的“王作三师”，这个“作”字的本义是人起身，而且是临事即时的，可知商人的军队主力都是临时聚拢而来。

　　商纣王是被逼死的，他逃到鹿台，自觉走投无路，终于想起了上帝，决定以己献祭，于生死一线完成与上帝最后的感通，或许期望上帝能收留这个孤单“余一人”的灵魂。于是他“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纣王就这样烟消于周人掀起的“末日审判”。
　　日期：2012-01-18 22:49:12
　　2.4 伯夷叔齐
　　不服周之人必不会少，却唯有伯夷、叔齐暴得大名，此可堪深思。
　　在商王国的北面，存在着一个与之有族缘关系的“卫星国”孤竹（亦作“觚竹”），它似乎长期处于殷人的关照中，其文明程度不可高估。伯夷和叔齐是国王的长子和三子，在继位问题上，伯夷坚持尊父王之意，叔齐则坚持守长幼之序，结果联袂演出了一段“夷齐让国”的佳话。

　　这一段演义色彩浓厚的史事可以有两种解读，一种是理想型的，即二人对商王继位的血案记忆犹新，此举真心为了王政的平稳交接；一种是现实型的，即此故事只是关于孤竹国内政变的讹传，二人并非主动出走，而实为被迫避害逃亡，这就是他们为何在“天下宗周”后不回故国的原因。他们试图争取大部族的支持，然殷人此时已自身难保，而周人肯定是维持现状，伯夷、叔齐无力回天。他们之所以义愤填膺地质问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无非是在控诉自己在孤竹遭受到的惨痛经历。他们哪里知道，所谓的“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即带着先君神主出战是祖神信仰的体现，因纣王早已荒废此道，故二人无缘得见。

　　革命期间，伯夷、叔齐不齿“以暴易暴”，大定之后，因周人选择支持孤竹的伪政权，导致他们有国不能归，“土著情怀”使二人选择拒食周粟，最终饿死于首阳山。
　　贵族不事生产，自然是五谷不分，如今家园易主，不食周粟怎么办？采薇！结局如何？饿死！为什么野果野菜可以吃，而粮食不能吃？因为前者是自己长出来的，后者是耕作出来的。相比殷人发达的牧业（商郊“牧野”可知），周人的农耕技术向来发达，因为那是“祖业”。《大荒西经》记载：“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我们知道，“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在此之前，周族有着频繁的迁徙。考察《诗经?大雅?生民》可知，周人的始祖名弃，这一“弃”字透露的信息是，周人最初过着居无定所的辛苦生活，后来才渐渐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完成了农业革命。弃在传说中乃被上古的部落联盟首领尧、舜先后举为“农师”、“后稷”，也就是“司稷”。

　　日期：2012-01-18 22:52:31
　　商人在其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处于频繁的迁徙状态，后人理解为“迁都”。所谓“殷人屡迁，前八后五”，这说明商、周二族都曾有漫长的“游农”阶段，当然与“游牧”已经不同。
　　认为商人有贝币便属商业民族的意见未免浮夸，忽略了文明的共性。与龟甲兽骨一样，东边的贝是稀罕物，甚至可充作封赏的宝器，并没有专用于部落间的交易。商人的农业是实验性的，处于作物单一和收成难料的摸索阶段，由于“君不甚尊，去民不远”，在部族活动里农事即王事，需要组织大气力来完成今日看上去非常粗糙的工作，所以用有限的谷物大肆酿酒就会被视为罪恶。农业生产需要经验积累，周人更趋于稳定，也就更容易进步。也正因为能“知稼穑之艰难”，周人才能提出所谓“无逸”的思想。在殷商遗民心中，“周粟”代表着一整套完备的生产生活方式，粮食具有了族群属性，周粟也就成了周人的文化符号与“侵略兽迹”。所以当箕子过殷墟看见“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的景象，怎能不伤之哭之。